今年可谓高考加分弊端的“大起底”之年，继前段时间沸沸扬扬的“湖南体育特长生加分丑闻”和“陕西独生子女加分怪闻”之后，近日又一条新闻把加分顶上了舆论批判的峰尖浪口。福建省南平市检察官任建平在2003年8月曾救起一名溺水女子。2005年3月，当他得知福建省规定见义勇为者子女可在中考或高考中享有加10至20分的待遇后，便申请有关部门对其见义勇为行为给予确认。在多次申请未果后，他于日前将该市延平区公安分局告上法庭，要求法院判定自己的行为属于见义勇为。（7月12日《中国青年报》）

    以高调的诉讼追讨见义勇为称号，显然，这种功利追讨已经消解了见义勇为原有的价值美感，使见义勇为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这正是滥用加分产生的道德异化恶果。

    如果没有加分的误导，任建平是不会追讨这个称号的，这从其当初的舍命救人和“事隔两年才提起”可以看出。正如有人指出的是，你可以说他“动机不纯”，但“不纯的动机”显然是由加分制度“发酵”的。

    从以加分鼓励见义勇为，到拿加分引导计划生育，可以看到，加分在现实中承载了过多的功利负担，有一种被滥用的倾向－－－是当地政府部门不知道加分对教育公平的破坏，不知道像见义勇为这类行为应依赖公民道义而非物质刺激进行动员吗？我觉得不是，他们可能很清楚地知晓这个道理，明白精神动员和价值引导对见义勇为会更有用，但他们想这样做的时候发现，其能够使用的精神动员资源可能非常贫困，已经没有足够的自信在精神上动员公众奉献什么。这种情况下，为倡导公德，他们无奈地使用了加分、重奖这些物质刺激手段进行道德诱导。

    滥用加分，折射出一些地方公共部门精神动员能力的贫困。

    曾几何时，公共部门的精神动员能力是非常强大的，有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价值引导能力，仅仅一个雷锋就引导了公众几十年。

    而近年来一些地方公共部门的这种能力越来越差。当然了，这首先与总体性的市场环境有关，理性经济人的逻辑向各种公共领域蔓延，公共道义许多的价值空间被物质挤占，市场下的人越来越难在精神上被动员起来。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许多公共部门自身，精神动员要起到效果，需要动员者本身具备一种道德领袖形象，而形形色色的腐败和种种损害公众的乱作为已经使许多公共部门缺乏“以德服人”的道德基础。这时候，失去精神动员能力的这些公共部门要达到一种目的，要么选择利用权力强制，要么只好拿手中的物质资源进行利益引导－－－在公众面前失去精神动员的道义自信，这正是滥用加分、重奖等物质手段所折射出的困境。　(曹林，《中国青年报》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