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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档案
张丽玲 32岁，杭州人 现任日本大富商社社长 16岁时离家到北京做影视演员； 1989年，21岁时赴日本留学；1995年舞台导演专业硕士毕业；1995年4月进入日本大仓商社工作，同年12月开始筹拍《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担任总制片和总导演，不久前该片在北京电视台连续播放，引起了极大轰动。
张丽玲，曾经用摄像机记录了中国人在日本的命运，让所有中国人为之感动。而当我们了解了她的留学、工作经历后，更不禁为她喝彩。
21岁时，正值出国热，我决定放弃已从事5年的演艺生涯，到日本学习。和所有留学生一样，站在零的起点，开始另一种生活。
进大仓商社
读语言学校，考大学、读硕士，同时打工。留学生的生活，别人经历的我都经历了。到日本将近6年时，我从舞台导演专业硕士毕业，虽然学的是艺术类专业，但我决定毕业后进商社，到一个新领域去发展。因为日本的经济奇迹对我太有诱惑力了。没到过日本的人很难想象日本经济有多发达，我一直对日本经济战后的飞速发展有浓厚兴趣，也特别关注那些有古老传统的大商社。
最终我选择了大仓商社。经过考核、面试，“你是外国人，但比一般的日本人更优秀，所以我们要你。”主管人说。1995年4月我如愿以偿了。
大仓有130多年的历史，曾在日本经济中起到过主宰作用是日本第一家把商社开到国外的公司，也是日本第一家把啤酒卖到民间的商社。
我的工作就是在啤酒酿造课，负责好几家大啤酒公司的原料供应，而且主要是用英文工作！我在国内学的英文这么多年后就剩下ABC了，别人5分钟就能做好的报表，我得用3个小时！
我直接去找给我面试的专务——日本公司里等级森严，有问题时，课长、部长、专务，要一级级向上反映，越级在日本公司是一种难以想象的行为。而且大仓实行军事化管理，职员对上司要绝对服从，没有人敢问：为什么让我做这个？你问了别人反而拿你当怪物。但我顾不得这些，直接去问专务：你们招我来是为了让我发挥自己的才能，为商社做贡献。为什么不让我去中国贸易课，那里才能发挥我的优势？专务回答：我们在两三年内并不指望你能有什么大发展，做什么贡献，让你呆在哪里你就呆在哪里好了。真让我目瞪口呆！
打退堂鼓吗？不行。我是个喜欢挑战自己的人，不会碰到难事就退缩。怎么做呢？恶补英文吧。每天一下班就去补习班学英文，回到家还要读上一阵子。上下班的路上也不能浪费，英文书本时刻拿在手里。真紧张，真苦啊！脸上都急出了疱。但很快我的英文水平就上来了，进课3个月后，工作得心应手了。
工作再不会给我很大压力。但是没有了挑战性的工作反而让我感到乏味。就这样，踏上日本第一天就产生的念头———真实记录留学生生活，又一天天萦绕在心头。
差点儿被开除
1995年12月我开始做纪录片拍摄的筹备工作，1996年3月正式开拍，1999年6月结束。3年多的时间里，接触了300多人，跟踪拍摄66人，共拍了1000盘素材带。
片子在国内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这是我没曾想过的。我只是要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但日本的公司是不允许有第二职业的，———虽然这并不是为了赚钱，反而让我投进了自己所有的钱，并举债数十万美金。刚开始我都是每天下班后偷偷出去拍，夜里干到一两点，第二天惴惴不安地去上班。到了公司，先察言观色：噢，今天大概不会“开”我，好好干吧。兢兢业业，一点不敢出错。然后下了班再去拍片子。当时就一个念头：只要你不开除我，我就会好好干分内的工作，但如果让我放弃拍片子，那我宁可失掉这份工作。当时对拍片子就像吸毒上了瘾一样。有人说我疯了，有人说我变态，但我都听不进去。我认定了有意义的事，就绝不退缩。
最后是我的片子感动了他们。拍到一年半的时候，大仓的专务看了我们的片子。他召集了公司所有的部长，指着片子中的李仲生说：“这个人长了一张能让战争平息的脸，他告诉我们，亚洲需要的不是金钱，而是精神和灵魂。”并对我说：“你不用上班了，工资、奖金照发。做完片子再回来。”原来感动是可以超越国界的。
做了总裁
拍摄纪录片的同时，国内委托我办理中央电视台在日本卫星落地的工作。这是一件无论对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很有意义的事。中央电视台要找有信誉、有实力的企业合作，我就找到了大仓商社和富士电视台，问他们愿不愿意联手来做这件事。于是就有了大富商社的诞生。
1998年3月30日股东们急电通知我：立即回日本，从4月1日起做大富商社的总裁、董事长时，我正在国内做片子的剪辑工作。我非常惊讶：我只是个牵线人，而且从没做过经营，连收支平衡表都不会看，对数字一窍不通。
他们首先纠正我这种错误的概念：经营者不是整天跟数字打交道的，经营是一门艺术；我们考察你的工作经历和工作能力，认为你能胜任，公司需要由你这样的拼命三郎来管理。他们说，主要是你自己想不想做，你有没有信心做？我认真想了想，说，我想做，我有信心能做好。
于是从4月1日我走马上任，立即马不停蹄地干起来。6月1日试验放送，7月1日正式向日本全国放送。这期间我除了每天工作到深夜两三点，还得不断地跟某些对我不信任、对我的工作横加干涉的股东交涉，而且我手下的职员也戴有色眼镜看我，他们觉得怎么能把商社交给一个女孩子管理。说文雅点儿是“交涉”，通俗点儿说就是吵啊、打啊，不断斗争。工作起来人称我“玩命三郎”，其实跟人较起劲来我同样是“玩命三郎”。我说，如果你们信任我，就放手让我干，不然就别让我干。在争取到的有限权限内，我把每一件事力争做到最好，干给你们看！
因祸得福
卫星电视顺利地放送了，跟股东和职员的关系也逐渐磨合好了，一切刚刚步入正轨。可还没等我喘口气，1998年8月21日，大仓突然倒闭。
大仓拥有大富商社90％的股份。母公司倒闭后，通常会引发子公司的连锁倒闭。那时我真有点儿懵了，就好比一个孩子刚刚出生，还没学会走路，就失去了爹妈。我不能看着我的公司刚起步就倒下，我也得对我的职员负责。
管裁人和裁判所，我原来都没听说过，这时决定着每一个子公司的生死存亡，我必须拿出有力的证据，来说服他们，让他们相信我这个公司是有生存能力的、是有希望的。他们说，既然你有生存能力，限你在某一时间内找到新的股东，把大仓的股份买走。
日本文化对女人总有一种不信任感，女人做事要比男人碰到更多的阻力，但我已无路可退。我单枪匹马找新股东，一次我去见一个大公司的社长，他听说来求见的是一个30岁的女人，就不见。他说，一个30岁的女人能决定什么。我就找了富士电视台的局长，局长陪我去了，但他一句话也没说，是我拿出所有的真诚和希望来说服和打动那个社长。
碰了很多钉子之后，我倒是因祸得福，五家日本有代表性的大公司：索尼、京瓷、富士电视台、电通等成为大富的新股东。这样，我们公司拥有了最强大的阵容、最一流的管理和极其雄厚的实力。与松下幸之助齐名、素有日本“经济之圣”的稻盛和夫先生是京瓷的创始人，为了支持公司的事业破例出任公司董事会的董事，直接参与公司管理，在我这个董事长之下，这在日本是很少见、很引人注目的。每次开董事会的时候，各大报纸都非常关注，我们的股东或股东代表，都是日本当今极有影响力的企业家，而我和他们一起讨论公司的经营运作，从中也学到了许多宝贵经验。
我不相信什么样的人才适合做什么样的工作，我现在接触的很多人原来都不是做经营的，但现在他们做得很优秀。有些能力只要你具备了，做什么都行。周末我去学会计、去学管理课，玩命地啃数字。后来我发现，我现在学的东西其实我不是一直在做吗？索尼公司的人对我说：“你是有经营天分的人。”今年我第一次参加京瓷公司第36届国际经营会议，是36届中惟一的女性，也是历年中最年轻的。
在目前日本173个频道里我们783ch．是最优良的频道，今年4月又创办了《大富》报，这份报纸是免费为我们频道的客户提供服务的，这种做法在日本所有频道中也是惟一的。
我今后的目标？把公司经营得更好，让日本更多的人看到来自中国的卫星节目，等规模做大了，还可以做别的。在没做出来之前，我不想多说。我只要做自己喜欢的。
资料来源： 精品购物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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