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届中国国际教育年会
刘利民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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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届中国国际教育年会

访谈实录

陈志文:大家好!10月19日,主题为“教育现代化——实践与探索”的第十九届中国国际教育年会即将召开,年会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主办。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教育部前副部长刘利民教授。欢迎刘教授!
刘利民:谢谢!
陈志文: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在确定“教育现代化——实践与探索”这一年会主题时,协会有怎样的考虑?
刘利民:在确定今年年会主题时,我们考虑到今年既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邓小平同志提出“三个面向”35周年。另外,刚刚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对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教育作出了全面部署,向全社会发出了加快教育现代化的动员令。因此,我们将本届年会的主题确定为“教育现代化——实践与探索”。
陈志文:您觉得教育的对外开放,在改革开放的整体进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做了怎样的贡献?
刘利民:教育对外开放是对外开放的先行者,是我国对外开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战略与对外政策的外延,其进程伴随着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的变化而变迁。在改革开放之初,教育率先迈开了步伐、走出了国门。当初,小平同志提出来,派遣留学生到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经验、技术和管理方式,从而进行中国的四化建设。我国教育对外开放从改革开放以来可以分为两个大的发展阶段:

        一是改革开放以来至2012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这个阶段我国国家战略就是对外开放、打开国门,教育对外开放的特征是“积极争取”,采取“引进式”“内向型”发展模式,经历了从小到大、从面向少数国家和地区到遍布全世界、从主要涉及高等教育到覆盖各级各类教育的不凡历程,大幅提升了中国教育影响力和国家软实力,为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及其实施至今的新时期,中国选择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向世界推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教育对外开放的特征是“提质增效”,逐步向“走出去”“外生型”开放模式转变,现已基本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对外开放新格局,政策联通、出国留学、来华留学、中外合作办学、境外办学、汉语推广、科研合作、人文交流等立体化的教育国际交流合作不断发展。

陈志文:在未来,您认为教育的对外开放会有怎样的发展?
刘利民:下一阶段教育对外开放的发展方向,我想“扩大开放”“提质增效”还是主题,要以“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为基础,以国家新型大国外交关系建设为依托,充分运用和配置好国际国内两种优质资源,不断追求更高层次、更高质量、高更水平的教育合作交流,深度推进教育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为全球教育大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同时,教育对外开放还要在人才培养和人文交流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加固合作民意基础。
陈志文: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能扮演什么角色,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刘利民:协会于1981年正式成立,是为了配合改革开放战略而成立的,是中国教育界开展民间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全国性组织。自成立以来,协会为各级各类学校、教育部门搭建了国际交流平台。

        在改革开放之初,学校对外直接进行交流的渠道还比较少,是由协会牵线引进国外优良的教育理念和资源。到今天,发达地区高校的国际交流已经非常广泛,几乎每所大学都有了自己的交流平台,而西部地区的高校还需要扶持。

        所以,协会现在的主要目标就是为西部地区高校继续搭建好平台。同时,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推动职业教育“走出去”,给沿线国家培养一批人才。另外,作为人口大国,经过不懈努力,我国青壮年文盲率已下降至1.02%,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3.8%,为“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的基础教育发展做出了表率。

陈志文:也就是说,在未来协会还是会继续当好交流平台,重点扶持西部高校、职业教育走出去,引领基础教育走出去。据了解,您是先做老师再做教育管理者,您觉得其中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在您就任教育部副部长期间,对基础教育领域最满意的政策或者事情是什么?
刘利民:作为老师,面对的是几十乃至几百个学生。讲好课、教好学生,是老师的本分。而作为教育管理者要为更多人服务。这些年,我基本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中国教育发展与改革上。

        在2010年,我们推出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现在回过头来看,值得欣慰的是,在教育部党组的领导下,在各省市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院校的积极配合下,我分管的领域所有指标基本上都完成了。

        在学前教育阶段,2009年调查显示普及率约为50.9%,在世界上处于偏低的水平。经过连续三期的学前教育行动计划,到2016年底,学前教育的普及率已经达到了77.4%。

        在高中教育阶段,到2016年底,毛入学率达到了87.5%。这源源不断地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很多国家发展不快的原因,就是青壮年受教育程度太低。

        另外,在特殊教育领域,我们实施了三年攻坚计划,大幅度提高了拨款水平。到2018年底,特殊教育领域的义务教育普及率由不足70%将提升至90%。每一个人口达到30万的县城,都会建立一所特殊教育学校,每年每生拨款达到6000元。

陈志文:我曾经去过一些特殊教育学校,给孩子们的帮助和扶持确实是全方位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您认为,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的教育水平大概处于什么层次?
刘利民:中国教育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应当说中国教育的整体发展水平已经进入了世界中上行列。目前,中国举办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发展速度最快的教育、发展潜力最大的教育。现有各级各类学校51.38万所,各级各类学历教育在校生2.7亿人,专任教师1626.89万人,各级各类教育的入学率和普及水平达到甚至超过中高收入国家水平。在普及水平全面提升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在国际上也具有一定影响,特别是基础教育学生数理化知识基础扎实,在国际上是有竞争力的,中国从2009年开始组织参加PISA测试并取得了优异成绩就是最好验证。发达国家也开始引用我们的教材、学习中国的经验,这说明我们的基础教育正在“走出去”。

        高等教育领域,我们可以参看上海交大发布的一组数据。2003年,我国仅有9所世界500强大学,没有一所进入200强。2012年,有28所500强,4所200强。2018年,有45所大学进入500强,位居全球第二,200强增至9所,更有2所跻身世界百强。从2003年到2018年,15年间高等教育加速发展,大学国际影响力显著提高。

        但可能大家的感受不一样,比如东中西部之间、学校与学校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发展还有不平衡的问题,这也是我们今后的工作重点。

陈志文:在高等教育阶段,中国启动了“双一流”建设。中国教育的国际化,对于“双一流”建设有怎样的价值?
刘利民:您提到的“双一流”建设就是与世界强校看齐。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10日的全国教育大会上明确指出,“要扩大教育开放,同世界一流资源开展高水平办学”。这句话的内涵丰富。

        教育的现代化一定是伴随着国际化的。建立世界一流大学,首先要是国际化,要加快与国外强校、世界一流资源的合作。这些年来,我们已经将一些世界名校引入了中国,比如上海纽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等。其次要在国际标准中找差距找不足,通过国际交流取长补短,倒逼提升我们的办学能力和办学水平,真正实现世界一流。

陈志文:刚刚您提到了高等院校的中外合作办学。很多中小学,尤其是高中,也在寻求国际化办学。未来,在中外合作办学的形式上会不会有一定的开放,或者是突破?
刘利民:我认为,未来在中外合作办学形式上一定会出现多元化的趋势。中外双方学校进行合作,共同建立学校、共同办学。中外双方学校可以在不同层次上进行合作,可以共同建立二级学院/学校,也可以引进国外的课程,还可以进行实验室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陈志文:据了解,您曾在1985年赴前苏联留学。与现在的留学环境相比,您觉得有什么变化?
刘利民:1985年,我是中苏关系恢复正常化后第一批公派出国的人员。当年基本是公派留学,能被国家选送出去的学生凤毛麟角,普及率并不高。而如今,中国累计出国留学人数已超过五百万人。而且现在最重要也是最欣喜的变化是留学回国人员数量和归国人员数量双增长,从之前的出国留学,为自身发展创造更好条件到今天的出国是为了回国,更好的为国家发展做贡献。2016年留学回国人员与2012年相比就增加了58.5%,可以说十八大以来,我们迎来了史上规模最大、领域最多、范围最广的归国热,人员结构从“高精尖”向多层次扩展,从业领域从科研向创业、公共服务等多元化扩展,堪称全方位登陆。

        此现象的出现因为国家的内在环境和外在环境的变化。一是中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让社会市场需求日益增加、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更加坚定了留学生回国的信念。二是国家对于留学回国人才的各项优惠政策和相应在医疗、社保和子女教育上的一系列配套政策起到了很大地引导和助推作用,比如我们的“千人计划”、全国300多个留学归国人员创业园、学术科研津贴等等,为海外人才回国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此外,国外目前的经济形势不利于在外发展也是不可忽视因素。

陈志文:在出国留学常态化的同时,刚刚提到的中学阶段的国际部、高等院校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也成为了老百姓追求国际化教育的渠道之一。您怎么看待这些现象?
刘利民:你提到的这个问题,确实是百姓关注的焦点。教育的国际化并不一定就是把学生送到国外去,这只是一种表现形式,能是否真正能学到国外先进的东西,才是国际化教育的核心要义。现在,中国教育一方面要继续“走出去”,另一方面要不断“引进来”,目的就是为不出国门的“留学”提供条件。

        对于出国留学,我更看重留学国别的多元化,这也是我们需要引导的。留学目的国不一定就是英美,也可以关注教育有特色的国家,包括一些并不是很发达的国家。另外,需要关注的是留学生的年龄层次问题。低龄阶段的学生,生活自理能力相对比较差或者说还没有生活自理能力的时候,不适宜直接出国留学。

陈志文:在教育国际化的过程中,意识形态的问题比较敏感,我们仍然要强调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刘利民:“立德树人”是这些年来对教育以一贯之的要求,特别是“培养什么人”、“怎么培养人”的问题,是各级各类学校要面对的问题,是中国教育要面对的问题。

        不论是当年引进前苏联教育,还是改革开放后引进西方教育,都一定要在中国的教育框架之内,要在中国的政策范围内采“他山之石”。在中外合作办学过程中,只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我们的培养目标,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陈志文:还是要以我为主,立足中国。在这个基础上,再去进行融合和创新。第十九届中国国际教育年会即将举办,您有怎样的期待?
刘利民:在国内外同行们的支持下,中国国际教育年会已成功举办了18届,今年是第19届。期待今年的年会能办出特色,也预祝年会能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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