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届中国国际教育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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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届中国国际教育年会

访谈实录

陈志文:大家好!10月18-21日,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举办的第十九届中国国际教育年会即将在北京召开。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的秘书长赵灵山先生,欢迎赵灵山先生。
赵灵山:谢谢!
陈志文: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据统计,40年来,中国有500余万人到海外留学,遍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您觉得出国留学事业对改革开放的意义何在?
赵灵山:邓小平是一位时代伟人,他多次到国外访问,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1978年,在改革开放的大时代背景下,邓小平做出了扩大派遣留学生的决断。40年来,出国留学生的总人数超过五百万,目前有超过一百万人正在国外留学。假设一所高校的学生总数为2万人,就相当于我们在外面有五十所大学。这样的人才储备,对改革开放的进程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对将我国建设成人力资源强国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陈志文: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某种程度上是国际化,而首要的就是人才的国际化。
赵灵山:四十年的历史,证明了我们是正确的。目前,我们的目标是,到202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到21世纪中叶,把我们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觉得这与教育现代化、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教育对外开放的所有活动,都是分不开的。
陈志文:长期做外事工作,不同阶段的留学生特点是不一样的,请您简单做一个总结。您认为不同阶段留学生的特点分别是什么?
赵灵山: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我觉得出国留学工作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改革开放初期、改革开放中期、改革开放中期到现在。在第一个阶段,出国留学工作是以政府为主导的,选派最优秀的人才到国外去留学,成才率比较高,计划性非常强。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90年代初。第二个阶段,从1995年左右开始,自费留学生开始大量出国。第三个阶段,在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全面改革开放。我们开始昂首挺胸、义无反顾的“走出去、请进来”,自费留学开始盛行起来,留学回国的学生数量也逐步扩大。来华留学和出国留学之间人数差越来越小,齐头并进。如果展望一下出国留学的未来,我的感觉是,会从原来的“学习型”留学,向“交流型”留学转变。
陈志文:在您工作期间有一段出国的经历,在国外的那一段时间,又给您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和感受?
赵灵山:国外那段工作经历,让我的视野更广了。就如同,大家都在爬山时,你没有跟随众人到观景台上去看风景,而是到了观景台的反方向,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

        在国外工作与国内本质上是一样的,也要遵守国内的规矩和原则。但不同的是,要面对面的去接触、调研驻地的相关问题。当我在俄罗斯大使馆教育处工作时,就对俄罗斯相关的教育政策进行了一些调研。在这个过程中涉及到了俄罗斯教育中的人才流失、财政资助、升学政策、教育改革、学科设置、西方国家接轨、学制改革、学位授予制度改革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回想在国内教育部的工作,就会有一个对比,会想到中国该怎么做。

        例如,在没有去俄罗斯工作之前,我对于中国的学位制度,一直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学士、硕士、博士。但是到了俄罗斯之后,经过一番调研发现,它的学位分为学士、硕士、副博士、博士,有学习学位和科学学位之分。在学士和硕士学位阶段,是可以经过学习达到一定水准的,属于学习学位。但在副博士、博士学位,就一定要有科研创新能力,属于科学学位。这种区分让我一下就理解到,学位既可以成为一个人学习能力的标志,也可以成为一个人科研能力、创新能力的标志。

陈志文:您是60后,可以说经历了中国多个时期的发展。这几十年来,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赵灵山:最大的感受就是进步真快!从“跟跑”到“并跑”,到个别领域的“领跑”。这是实实在在发生在眼皮子底下的事情。生活水准的提高是不争的事实,从挨饿到温饱是雄辩的事实。在教育领域,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从3%到47%,这简直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而发展给人带来的还是自信。这种自信并不是盲目的,而是有鉴别能力的自信,让人更加理智,也意识到自己的不足。
陈志文:其实,这也是能从外交中感受到的。您能否给我们举个例子,这几十年来,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态度和评价的变化是怎样的?
赵灵山:举一个俄罗斯学者的例子:一开始的时候,他认为中国的发展是一种在专制领导下的发展,是不可长久不可持续的,应该融入到国际上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中。而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当看到中国的领导越来越坚定,发展越来越稳定,老百姓的拥护度越来越高时,他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是值得借鉴的,是适合中国国情的。这两种想法的变化发生在同一个学者身上,也就是短短的八九年。
陈志文:对,实际上,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中国现在制度的优越性。适合我们的才是最好的。今年,第十九届中国国际教育年会的主题是“教育现代化——探索与实践”。作为年会的主办方,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为什么会确定这个主题,又是怎么理解这个主题呢?
赵灵山:作为一名参与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进程的从业者,我理解的教育现代化首先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目标。我们希望摆脱落后和桎梏,往前发展的过程就是现代化。
陈志文:从您的角度看,教育现代化包含了几个层面的内容?
赵灵山:我想,教育现代化包括五个层面。第一,是中国教育与国际最高水准拉齐的过程,这是一个进步的过程。第二,是教育发展的支撑。第三,是教育发展的发动机,没有教育现代化的引领,车是不会往前跑的。第四,是一个目标,是改革的目标、开放的目标。第五,又是一条必经之路,不走这条路,就达不到目标。
陈志文:在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中,教育现代化的价值和作用是什么?
赵灵山: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是教育现代化过程中最精彩的一个段落。首先,国际交流与合作引领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发展。1983年10月1日,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也是基于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高瞻远瞩的思考。另外,中国教育现代化是与国际上最先进的教育对标的。在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起到了标尺的作用。
陈志文:可以说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为中国教育现代化既提供了目标,也提供了舞台。
赵灵山:国际交流与合作在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陈志文:在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中,以前更多的是“引进来”,而近些年来“走出去”变得越来越重要。您怎么看待这样的变化?
赵灵山: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其字面意思就是双向的。“引进来”、“走出去”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是在对外开放的大命题下提出的,不能割裂来看。我们派出留学生,这是我们的学生在“走出去”接受教育,但同时,也可以说是在做教育进口。我们接收外国留学生,可以说是“请进来”,但同时,也是我们的教育走出去的过程。

        大家可能从感官上来说,认为这些年来,我们请进来的教育资源很多,包括合作办学、颁发境外高校文凭、引进外语教师/专家等等。但同时,我们也在走出去,例如高校在国外办学、孔子学院/孔子课堂等等。这些都是在改革开放的大命题下,教育领域在国际上的交流与互通,也是与国际水平拉齐的过程。

        教育要服务于国家改革开放的大局。随着经济发展,中国人走出去了,中国游客走出去了,中国企业走出去了。中国教育如果不走出去,教育的支撑作用何在?中国教育走出去,要服务于国家在改革开放进程,统筹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而不是主观控制的变化。

陈志文:您认为中国教育距离现代化的差距还有多大?有哪些是我们重点要去改进或者提高的?
赵灵山:我认为,应该放在“两个百年”的大背景下去思考这个问题。中国的教育还在奔跑,有的地方在并跑,有的地方在领跑。教育现代化永远是一个进程。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居民的受教育年限增加,这些都是进步的示例。
陈志文:您怎么看待来华留学工作的现状,目前面临哪些问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赵灵山:首先,我们应该感谢关注来华留学工作的人。与出国留学一样,来华留学工作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标志性的工作。1950年,十七名来自东欧国家的学者来到中国,就读于清华大学。1951年,又有十六名同学加入。这三十三位同学成立了外国留学生汉语专修班。这是第一批来中国学习的外国留学生。来华留学工作为国家的教育开放和国家发展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目前,从社会舆论上看,大家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第一,外国留学生享受的待遇太高;第二,中国政府是否应该给外国留学生设立奖学金,第三,来华留学生的教育质量问题,第四,个别留学生的在华表现不甚令人满意。

        以一名从业人员的视角,按照国际上达成的共识,国际间的学生流动有两个趋势,一是由教育科技欠发达地区向教育科技发达地区流动的,二是邻国之间的互相流动。另外,我个人认为,国际学生选择出国留学无非有两个目的:一是有用,学习后能够养家糊口;二是有趣。

        来华留学工作首先要服务于国家改革开放大局。首先,作为一个开放国家,来学留学生数量、聘请外籍教师的数量等,都是国际化的指标。当然,不是说为了达到某种指标而招来华留学生,但这是我们教育对外开放的一个方面。其次,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是为经济发展服务的。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大批中国企业走出了国门,众多中国游客出国旅游,需要当地的服务人员。来华留学生在其中起到了沟通桥梁的作用。

        很多人忽略了一个问题,我们的留学生是互换的。中国政府奖学金是按照政府间的合作协议实施的,有一部分是互换的奖学金。也有一部分是我们单方面提供奖学金,这是由我国的需要来确定。另外,还有一部分是我们援助不发达国家的奖学金,是服务于国家战略需要的。

        很多关注者提出,中国政府给来华留学生提供的待遇太优厚,奖学金过高。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这样的。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中国学生在国外也享受到了奖学金,外国政府也会给中国学生提供显性或者隐形的经费支持。谈到来华留学生的学习质量,这不是一个新问题。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以我自己的经历为例,我刚到国外留学时,听的第一次课,听懂的内容不超过15%。而我当时在国内,已经算是一个不错的翻译了。

陈志文: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在教育国际化的过程中,如何坚持中国特色?
赵灵山:跟历史观一样,教育永远不是单纯的,永远会涉及到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怎么培养人的问题。中国的教育一定是为国家培养人,一定是培养有家国情怀、有历史感的人。

        在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中,我们一定要站稳脚跟。我们对出国留学生的培养目标,应该是培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用的人才。无论是回国服务,还是留在留学国,都要是有家国情怀、家国历史、祖国之邦的人。而对来华留学生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对我国友好的人,是与中国相知相依,能够客观评价中国的人。

        “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在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中坚持中国特色,目前已经有了一定的成果。我们越能坚持优秀的传统,别的国家就会越尊重我们,也就会愿意跟我们开展有序地、可持续地交流。

陈志文:我经常跟别人讲,中国留学生在世界上的竞争力,绝不是英文讲得好,而是他是中国人。那么我们回到另外一个话题,关于高校“双一流”建设,其实际的核心诉求还是解决质量的问题。经过这些年,中国高等院校已达到一定水平,但还不够突出。“双一流”更多的是在高位上建立高峰。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在这方面扮演什么角色?或者说有什么样的推进作用?
赵灵山:从本质上来讲,“双一流”是在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希望能够达到甚至超过国际标准而制定的一个最先进的目标。要达到国际标准,就一定要跟国际上接轨。首先,就是高校要创新,必须要提出来新的东西。第二,中国高校要面向国际开放。第三,一定要协调,不能一个学校独大,或者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

        从了解国际评价指标体系、申请国际课题等等方面来讲,高校的“双一流”建设可以说离不开国际交流与合作。

陈志文:从您刚才讲的维度来看,“国际化”就是我们实现“双一流”非常重要的抓手和指标。回到基础教育,十九大报告中提到,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面对这种需求的转变,在基础教育领域,近些年国际学校和国际部很兴盛。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赵灵山:作为一个现象,我是很泰然的看这件事情的。我认为没必要把它过分放大,也不能漠然视之。这类学校教什么,是否保留了中国的教育和传统,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所谓的国际化学校的存在,我并不反对,这也是教育多元化的一个标志。如果不允许这类学校存在,就可能把很多孩子在很小的时候推到国外去,会造成另外一个极端。孩子在国外有没有能力获得完整的教育是一个问题。但是,有一点必须得把握住,中国学生一定要依照法律接受义务教育。在义务教育阶段,必须使用国家大纲,必须接受国家规定的课程和教材。如果出现了违反义务教育法的行为,应该严肃查处,绝不能手软。
陈志文:您讲的是界限问题和原则问题。我觉得更多的是实际设计的问题,需要在西方先进教育和中国本土文化及国情之间,找到平衡点。
赵灵山:这类学校如果注重外语教学,我认为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是用外语讲中国语文、中国历史,就可能跑偏了。因为,我们现在要把思想政治教育蕴含在每一个学科中。
陈志文:总结来讲,即便是在中小学国际学校里。中国文化的内核是不能变得,方法、理念是可以探讨的。第十九届中国国际教育年会即将举办,最后还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赵灵山:中国国际教育年会应该是中国在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领域规模最大年会活动,在中国的影响力比较大,今年是第十九届。这是一个政府与社会交流的平台,也是国内与国外同行在家门口交流的平台。我们会将年会坚持办下去,也相信年会越办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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