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数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的杰出领导人，第九届、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同盟第七届、八届、九届中央委员会主席，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欧美同学会原会长，北京大学原校长，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丁石孙同志，因病于2019年10月12日14时3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北京大学官网12日当晚就发布了一篇由北京大学教授袁明撰文的文章《精神的召唤——记与丁石孙先生35年的交往》，以追念老校长。

精神的召唤——记与丁石孙先生35年的交往

袁明

　　1983年夏天，我从加州伯克利大学到哈佛大学查中美关系史档案资料，期间曾去汤一介、乐黛云先生的临时住所做客。当时有5至6位中国访问学者在座。席间，一位满头银发的北大教授侃侃而谈文科需调整改革之处，一问才知这位教授是北大数学系系主任丁石孙。我当时心直口快地说：“丁先生，回国以后，我们选您做主管文科的副校长!”那天乐先生好客留饭，吃完聊足，天色已晚。我本计划乘地铁回波士顿市内临时住处，大家都说不安全。丁先生讲：“你就到我那个公寓住一晚吧，那里还有你的同行，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的张也白老师。”果然，我见到张老师以及另外两位合租房子的老师以后，大家又聊了不少有关中美关系以及美国外交政策的话题。丁先生则微笑地倾听着，适时加一句：“我妹妹也是做国际问题研究的。”那天丁先生把他自己的房间让给我，他住客厅。第二天一早，张也白老师告诉我：“丁老师上街给你买蛋糕去了，他平时自己吃早点都没有这么讲究。”

　　转眼到了10月份，我回到加州伯克利大学将近两个多月以后，突然接到北大校方的信，说学校领导研究，要我陪同北大代理党委书记项子明先生访问美国，学校不再另外派陪同翻译，决定由我来担任这个任务。20世纪80年代初，北大虽是名校，但是经费也十分紧张，能节省就尽量省。我十分理解，一口答应。在去东部的路上，项先生告诉我，此次去波士顿，主要是见丁石孙教授。我告诉项先生夏天时的故事，孰料他哈哈大笑说：“你这个人，人家都要当北大校长了，我这次来，就是约他和我一起回去，好好办北大的!”到达波士顿时，丁先生一个人到机场接我们，看得出来，他们并不熟识。那天项先生和丁先生长谈到深夜。具体内容我不得而知。在2006年出版的丁石孙《自述年谱》中，关于这次访问有下面这一段话：“到机场我才知道，来的人是项子明，他当时是代理党委书记，还有袁明，当他的翻译。袁明当翻译估计是学校临时抓的。项子明来那天，哈佛专门挂了中国的旗子，以示重视。项子明‘文革’前是北京市委的秘书长，是彭真的很得力的干将。我到机场接了他们送到faculty club, 这时他就告诉我，要我回去当校长。那天晚上，他从十点多钟跟我聊到两点，他说我当校长，他当党委书记，我们两个合作，他谈了他的很多想法。”

　　1983年12月初，丁先生应当时美国国家数学科学研究所所长陈省身先生邀请，在回国途中到伯克利大学访学一个月。当时他要出任北大校长的消息还没有太传开，他十分低调。李克政安排他住在Durant Ave. 一个小套间公寓。他除了到数学研究所做一场报告之外，平时就和我们这些在伯克利的中国学生和学者谈谈天，基本就是微笑倾听，偶然插一两句话。其中唯一一次外出是去加州圣芭芭拉分校，是应旅美数学家樊㼄的邀请，樊先生准备把毕生藏书捐给北大数学系，丁先生很重视这件事，要亲自去面谢。我正好要去圣芭芭拉分校拜访历史学家徐中约先生，于是就和丁先生同行。丁先生在《自述年谱》中这样写道“我跟袁明相约，坐火车去了一趟圣芭芭拉，我去看看樊㼄，袁明是去看一位历史学家。从伯克利到圣芭芭拉坐火车也就是四五个小时，坐这么一次火车，我就发现美国的火车衰败了，也不大准时，主要是给一些年纪大的人坐。”来回路上，丁先生谈了不少关于学科的想法。他说美学、社会学、心理学都是非常重要的学科，北京大学有责任把这些重要学科恢复起来并努力建设好。丁先生在伯克利还结识了陈鼓应先生，我陪陈先生到Durant Ave. 丁先生的临时公寓拜访，陈先生谈兴很高。丁先生后来也对此记录道：“在伯克利我还认识了陈鼓应，那时他表示，他发现我跟北大的这些教师关系都非常好，台湾大学校长一般高高在上，很少和普通教员熟悉，他很羡慕我们的关系，表示以后要到北大来。我当校长以后他果然经常来北大访问。”

　　丁先生于1983年12月底伯克利回国，我是1985年3月从伯克利回到北京的，期间我曾多次收到他的来信，主要就是介绍学校情况并要我回去“一起好好办北大。”这些信我一直珍藏着。其实，我当时就是北大法律系一名普通的年轻讲师，而北大校长工作的繁忙则绝非常人可以想象。在1984年4月托化学系谢有畅先生带到伯克利的信中，丁校长说到上任后的种种艰难，说谢先生会当面把这些困难告诉我，但是也强调，学校班子成员主要都是“老百姓出身”，了解北大的情况，可以在一起合作共事。在1985年1月12日的信中，丁先生这样写道：“成立国际关系研究所的报告已经送到我这里，下周即可批准。这个研究所是大有可为的，一方面是要逐步聚集力量，开展研究工作，一方面是打开国内外渠道，等你回来后再认真商量。我是横下一条心，把中青年骨干拔上来，让他们来打开北大5—10年的局面。学校的工作是非常困难的，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果外部条件顺利，我估计也得化2—3年才能渡过最困难的阶段。看来，我的身体与精神系统还能够坚持下去。我希望把北大的工作理顺之后，尽快为自己创造一个下台的条件，让我重新当个普通的教员，我是非常喜欢教书的。”

　　凡事认真做了，一定会有沉淀，而后来的历史会展示这些沉淀。那些敷衍的、应景的做法，沉淀不下来。丁先生在校长任内，做的事情，扎扎实实。记得1986年我在北大组织“中美关系史学术研讨会1945—1955”，周围众说纷纭，难度很大。丁先生有一次给我打电话说，要我做一下准备，跟他去外交部汇报一下情况。北大校长出面，外交部领导也很重视，朱启桢副部长和我们谈了半小时。北大当时邀请的是中国和美国的一批中青年学者，直至今天，这一批学者仍然在中美关系研究中起着积极的作用。90年代初，国际政治系一批年轻教员组织了一个读书会，那时丁先生已经回到数学系当一名普通的教员了。因为他在年轻人中威望非常高，他们希望听听他的想法。我就去请，他一口答应，专门到二院给年轻人讲了一下“数学史”。那是一个冬天的晚上，大家穿着厚厚的羽绒衣，听得兴致盎然。我不仅想，一位在北大的讲台上有着如此好口碑的好老师，就是眼前这样的长者。他传播的，是知识，更是精神。精神的召唤力，是持久的，真正入人心的。当时参加“读书会”的年轻人，现在都已经人到中年，他们都在心中珍藏着这一份记忆，也保留着当时的照片。他们会把这种精神的召唤，传递给更加年轻的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