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6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著名量子物理学家潘建伟院士在《科技日报》与《知识分子》联合主办的““科学精神在中国”论坛上发表演讲。潘建伟认为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地方在于它的出发点是没有功利的，科学探索的本身在本质上是由好奇心和兴趣驱动的无功利的行为。其实功利从来都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除了要回归到一个自信的、比较从容的、比较淡定的传统文化基础之上，潘建伟还指出一个问题：中庸之道是科学发展上的一个大忌。

　　附：潘建伟在“科学精神在中国”论坛上的演讲

　　我以为今天是一个座谈会的发言，我没有什么讲稿，我后来想三个方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想法。既然讲科学的精神，我还是想先讲一下科学的价值，随后我讲一下我自己对科学精神的一点理解，最后回到论坛的主题上来，就是“科学精神在中国”。

　　我们为什么要提倡科学精神?我想肯定有它的价值所在。从公益的角度上讲，科学非常有用。大家知道，我们人类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都过得非常辛苦，没有非常好的生产力，所以我们其实就跟牛、马差不多，靠自己的体力工作，与大自然抗争。但随着科学革命的到来，先后催生了产业变革。比如牛顿力学的诞生催生了以蒸汽机为代表的蒸汽机时代的产业变革。然后，麦克斯韦尔又催生了以电器时代为代表的产业变革。再然后到上世纪初，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建立又催生了以信息时代为代表的产业变革。

　　正因为近代科学的发现和发明，直接催生了产业变革，让我们能够生活得比较好。生命科学的发现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说抗生素的发现和疫苗手段的发现延长了人类寿命，基本上每个小孩都能平安长大，我们寿命能够从30、40岁变成70、80岁。从某种意义上讲，科学非常有用。

　　当然，另外一个角度，科学非常重要的是它在观念上的变革。因为我们从能够有知觉、有意识的感知这个世界，我们就一直追问宇宙起源的问题。宇宙到底有没有起源?将来要到什么地方去?非常有意思的是，牛顿力学最早做了一个尝试，随着牛顿力学和电动力学的建立，利用牛顿力学可以来计算天上的神圣的行星的轨道，可以用我们的笔把它算出来。

　　另外我们也知道非常奇怪的一些光、电、石，在我们看来非常神秘的现象都可以由电动力学统一相解释。这样一来，按照爱因斯坦的观点，他小时候信宗教，学了科学理论之后，他觉得《圣经》里面讲的东西都不可能全都是真的，科学本身在破除迷信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存在所谓的神圣上天，等等。

　　但这个理论本身没有办法回答，它告诉我们时间是无穷无尽的，均匀流逝的，空间也是无穷无尽的。而且非常大的不同之处是决定论的，所有粒子运行的规律也是可以计算的。某种意义上讲，每个人的命运什么时候死、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开会都是可以事先计算出来的，我们个人的奋斗是没什么意义的。

　　但是量子力学的发现进一步告诉我们：其实观测人的行为可以影响客观体系的演化，也就是你去看一下这个体系和不去看一下，最后会对这个体系产生不可逆的，而且是巨大的影响，哪怕你对所花费的能量非常少。在这个理论基础上，慢慢的有些科学家构建了大统一理论、大爆炸理论，其实可能我们的宇宙是从一个原点开始爆炸诞生的。这样就可以来回答我们一直探索的问题。

　　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有个经验就告诉我们，科学本身是不停地发展，它是固化的理论，这是科学本身最基础的内涵。

　　某种意义上讲，什么叫做科学的精神?我觉得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地方：它的出发点是没有功利的，科学探索的本身在本质上是由好奇心和兴趣驱动的无功利的行为，这是它的最大动机。当然，在庆祝弗兰克70周岁讲话的时候，爱因斯坦做了一个探索，他发现：搞科学的人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有很多人是喜爱科学，有些人只把它当作自己特殊的娱乐，觉得特别好玩。还有另外一些人觉得搞科学能够树名或者得利，很多人出于功利的目的去做科学，这些人成为工程师、商人还是科学家，完全由周围环境环境所决定。

　　就像当年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班上有七个高考状元，他并不一定喜欢物理，就是信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他们基本上没有留下来做物理研究的。一些人是去寻求世界的体系以及构成作为他们感情生活的支点，希望能够寻找科学的规律来达到自己的一种内心的自由、安宁和宁静。他们每天的努力并非是来自于所谓的深思熟虑、计划，而是直接来自于激情。这种角度上讲，科学精神里面最重要的，也是真正科学能取得这么大成功的主要的原因其实是由兴趣和好奇心驱动的无功利的行为。

　　科学里面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质疑的精神，一方面我们要充分地相信前人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定律和规律。当然对前人的工作深入了解之后，我们对他的理论还是要保持一种非常谨慎的、审慎的批判精神。也就是说，科学里面是没有什么权威的，一旦科学成为一种信仰，它就不好了，它就变成了宗教。从前的宗教、后来的牛顿力学告诉我们，宗教里面所说的很多事情不是真实的，后来爱因斯坦又推翻了牛顿的绝对时空的观念。随后量子力学又进一步地发展了原来爱因斯坦深信的绝对论的观点。从这种角度上来讲，科学是演进的，没有永远不变的权威，所以科学非常需要质疑，它是一种谨慎的、审慎的、批判精神支持下的信仰。

　　今天我为什么来?主要是饶毅教授我给发了邮件，他叫我来，我马上就来了，因为我对他非常敬仰，甚至是崇拜。他从来就写一些小文章，他预言非常精确，他预测谁谁要得诺奖，过两年就得了，有一次他说谁谁谁好，后来我去挖那个人，后来我发现那个人并没有饶毅教授说得那么好。哪怕是饶毅教授也会犯错误，质疑的精神、批判的精神在科学里面非常重要。正因为这样，科学是无法穷尽的，我们需要一种包容的精神，如果说拿着今天已有的规律，一棒子打过去，跟这个规律不符的就不对，那就变成宗教了。

　　科学本身不是一种信仰，它更加是一种演进的、发展的过程。所以我就特别怕大家学了科学之后，拿着科学的东西去跟别人讲我就是科学的，你就是不科学的。这么一来的话，它就跟宗教本身没有区别了。

　　在我看来，科学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任何属于不可证伪的理论和观点都不属于科学的范畴。在大学里面我曾经看过一本书，那本书说这个东西是不是物理学研究的范畴，或者科学研究的范畴，它说我们整个宇宙每天会膨胀一倍，我们的尺子也膨胀一倍，我们的个子也膨胀一倍，我说怎么判定我们膨胀一倍呢?每个人是相对的，如果实验上不可相证，跟科学本身是没有关系的。对我们物理学家来说，我们尽管可以天马行空，最后任何东西都是要落到实证上，这是量子力学最后告诉我们的。

　　爱因斯坦本来是一个实证主义者，什么东西都要经过实证才有意义，后来他建立相对论的过程当中，尤其是管相对论的过程当中，没有实验的基础之上他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最后他特别要求量子力学也是可以构造一种跟实验无关的一种想法。最后，大家看来还是始终离不开他年轻时候的最革命的想法：如果一个东西是不可以证伪的话，那这个东西研究它是没有意义的。

　　最后，我时间差不多了，我就回到“科学精神在中国”。大家知道非常有名的钱学森之问，温家宝总理看望钱学森先生的时候问了一个问题，大家可能都没有读过原文，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学术成就能够和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为什么这么多年我们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他说民国时期还是有大师，这个问题部分就给出了答案。我就在思考，为什么从解放之后到目前为止，饶毅可能不算，他按钱学森的标准可能还不一定是。我觉得可能是两方面的原因，解放之后因为政治上的原因，我们处于一种封闭的状态，与国际先进的水平没有一种无时不刻的交流，没有国际合作与交流，我们处于一种封闭的状态。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拼命地发展经济，这当然是好的，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一种非常功利的、文化的氛围，科学常常被当作职业与谋生的手段。我记得很简单的一个事情，比如说在我刚刚回来搞量子信息的时候，很多人都说这个东西是伪科学、不靠谱，今天还有很多质疑，没问题。但是后来这个领域慢慢起来之后，我听说基金委收到的项目每年都在呈指数增长。本来完全不搞这个的，全部都跑到这里面来搞这个，为什么?从这个领域来讲可能申请基金比较方便，可能能够谋生。从这种角度上讲，确实是科学当作功利的职业与谋生手段，这样一来我们的就很难在创新上往前走一步。

　　第二，因为有这样的文化之后，我们很难比较沉浸地做事情，我有时候公开跟大家发言的时候有几个故事，在中国别人经常会问你最近有没有什么重要的成果?别人不太感兴趣你具体做的是什么东西，他总是希望你能够发布一下新闻，或者发布一下重要的成果，我好几次在欧洲的时候遇到哪怕是山村里面的老太太对科学本身都很感兴趣。

　　我有一次去度假，在大峡谷碰到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她觉得我是外国人，很高兴跟我聊起来之后，她说他还读过我的文章，只是没有读懂。只是对这个事情感兴趣，她并不觉得你有什么成就。从这个角度上讲，我这么多年也带了很多学生，有欧洲的，也有台湾的、香港的和大陆的，我们大陆的学生也是非常非常好，但总体上来讲，可能我们大陆的学生更加急躁一些，他们更希望能够早点出成果，早点发文章，这是我比较之后得到的一个想法。

　　当然，我就说其实功利从来都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大家都知道杨振宁、李政道等是中国大陆出来的，还有香港出去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当时是保留得比较好的，某种意义上来讲，1948、1949年出去的人都还是取得了很好的成果。现在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目前国家在倡导我们的文化自信，所以我们能够回到一种比较从容和有知识分子贵气的状态里面来，可能对我们未来的科技创新是非常有用的。

　　某种意义上讲，除了让大家对科学本身感兴趣之外，确实目前国家和社会也在营造一种非常好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环境，就是要坚持开放与交流、国际化。同时，通过各种科普的宣传，来加强大家对科学的兴趣，能够营造一种非常好的文化图览。

　　我非常认可刘总编在某个演讲上讲的东西，第一个要实事求是，我们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国家已经取得了一些很好的进展，确实不能盲目自大，芯片一卡脖子我们就使不上力了。另外，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国内的科研水平在近十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我们在若干方向上取得了比较好的结果，我们也不只是只能模仿和跟踪了，这个我是非常相信的。这两年来，国际上对我们国内取得的一些工作还是给予充分的肯定。除了要回归到一个自信的、比较从容的、比较淡定的传统文化基础之上，其实我们还有一个问题：中庸之道是我们在科学发展上的一个大忌。我们做各种项目的评审当中，中国人很少觉得这个项目不好你会去批评它，哪怕你觉得不怎么好，大家总是不说话，按照周成儒先生的观点，你至少不说假话就不错了，往往做不到问题当面指出。这一点我今天来到这里还是要讲一下，我还是很佩服饶毅教授，他胆子比较大，有什么问题他都敢说。

　　另外，妨碍我们中国科技发展的一个事情，目前需要解决的就是：古时候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要么我们思考特别大的问题，思考天人合一，这些人是不屑于具体把自然界的什么东西搞清楚，要么我们搞发明指南针、火药，非常实用的，两支队伍完全拼凑不到一起。所谓真正的科学，需要从基础物理的研究到应用基础的研究到技术的研发，是一个全链条的、全方位的过程，要做好科技创新，没有技术科学上难以发展，假如没有望远镜你就不可能探索天文，我们把炸药做出来之后别人做成大炮。从这种角度上讲，我们一方面要发扬我们传统文化的同时，我们要吸取西方科学理念非常好的地方，我们也许慢慢地要做到不那么中庸，也慢慢地能够强调既搞高大上的基础原理的研究，也搞非常有用的技术的研发，这样的话，才能够把我们科学的创新走向一个新的层次。

　　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