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坚决守护人民健康”——这段出现在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表述，既是严正的要求，也是庄重的承诺。

　　新冠疫情是一场大考。第一阶段的“成绩单”凸显了中国制度的优势和中国人民的力量，却也暴露出公共卫生安全存在的短板弱项。后疫情时代，我国的公共卫生体系如何浴火重生?两会上，代表委员们从“人才”“资金”“制度”等方面出发，各抒己见。

　　人才：抓教育、保待遇

　　今年2月，教育部宣布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临床医学、公共卫生等专业因“服务国家战略、社会民生急需”而成为主要扩招的专业。

　　然而，“同样是医学院毕业的学生，公共卫生工作人员的待遇总体比不上临床医生。”全国政协委员、武汉大学基础医学院免疫学系教授章晓联对《中国科学报》说，“一些医学院校甚至根本没有设置公共卫生学科，或者虽然有这个学科，却是一个弱势学科。”

　　教育资源的不均衡，是导致我国公卫体系人才缺失的源头问题。要打造一支强大精干的公共卫生 “专职队伍”，就必须从这个源头抓起。

　　章晓联建议，必须加强高校的相关专业建设，比如传染病救治、重症监护救治，实验室检验检测、流行病学调查等，还要培养学生对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重类创伤的救治能力。

　　当然，要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进入这个专业，还需要改革现有的评价机制和激励模式。

　　“公卫工作人员的职称论定，应当依据他们对国家传染病防控及应急工作做出的实际贡献，而不要仅仅看他们发表的论文。”章晓联说，“要重视这支队伍的力量，也要提升这支队伍的待遇。”

　　资金：增投入、扩渠道

　　2019年，我国医疗卫生经费投入临床占95.3%，而公共卫生仅占4.7%，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标准仅69元——自2010年以来，我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资金投入逐年递减。

　　“基本公共卫生投入不足，无法适应需求。因此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很多问题就暴露出来。”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省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黄改荣在大会上发言道，“部分县级公共卫生机构名存实亡，设施简陋陈旧，检测能力低下，导致疫情发生后，无法做到基本监测，从而贻误防控时机。”

　　黄改荣建议加大财政投入，以保证基层公共卫生系统的配置先进，技术领先。

　　除财政投入外，还有什么途径能为公卫体系投入“开源”呢?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人民银行南京分行行长郭新明建议，可以适当引导金融资源参与公共卫生服务供给。

　　“一方面发挥政策引导的作用，通过税费减免、财政贴息、再贷款再贴现等扶持救助政策，引导银行信贷进入公共卫生领域;另一方面要创新模式，把政府、市场、企业、金融及社会各方力量结合起来，调动各方积极性，鼓励更多社会资本投入到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上来，形成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合力。”他说。

　　制度：顺流程、助吹哨

　　“防控重大突发疫情要诀在‘早’，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关键在‘快’。”全国政协委员、解放军原总政治部主任助理岑旭在大会上发言，“相比国家层面采取全面防控措施，及早采取局部措施精准防控，工作要主动得多、影响要小得多、效果要好得多。”

　　岑旭认为，疾控部门的使命担当表现在勇于排除干扰，吹响疫情预警哨。

　　“强化直报系统的功能作用，优化现有疫情监测系统的新发传染病上报、确诊和发布流程。”他进一步强调，要建立新发传染病“闻风奏报”的免责机制，对人为干扰登记备案的行为，要有追责机制。

　　“建议县级以上疾控机构一旦发现征兆，上报本级人民政府的同时，也要直报国家疾控中心。”岑旭说。

　　在畅通信息上报渠道的同时，更有必要强化疫情信息的综合研判。岑旭建议，在国家、省、市三级成立常态运行的高级别疾控专家委员会，构建上下一体联动的信息收集、反馈、研判机制，做到医生临床诊断预警信号第一时间向疾控部门反馈，疾控专家第一时间深入一线采集数据信息，综合研判结果及防控建议第一时间直通决策层，以便高层及时作出科学决策、精准提出防控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