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安徽大学党委书记蔡敬民
CAIJINGMIN
蔡敬民
蔡敬民,男,汉族,籍贯安徽庐江,1963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博士,二级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任安徽大学党委书记。

本期嘉宾

主持人

CHENZHIWEN
陈志文
陈志文,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地方“双一流”的使命是成为区域发展、国家发展的战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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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就没有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陈志文

党的二十大报告把教育从民生板块前置到第五板块,高质量发展之后,全国的教育界都在欢呼雀跃,认为教育的地位提高了。您怎么理解这个变化?

蔡敬民

二十大召开之前,我在2022年初发表过一个观点,就是“应该把高等教育从社会事业里单列出来”,这和二十大的精神是非常一致的。原来我们把高等教育放在社会事业中,会让人觉得高等教育是一个占用社会资源、纯花钱的事业,忽略了其在发展科学技术、培养高素质人才、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性、先导性和全局性作用,这让高校有很大的压力,不利于高等教育的发展。

实际上,高等教育对社会发展的贡献是非常大的。我统计分析过1998年到2020年我国GDP增长和高等教育规模的关系,这两者基本上是两条平行线,我国GDP高速增长离不开高等教育的科技创新和人才支撑。所以,没有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就没有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教育战线上,我们必须要把这个观点很鲜明地提出来。

陈志文

我们经常讲,这几十年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1999年的院校大扩招实际上为此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人才支撑。

蔡敬民

是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相对于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的大投入,高等教育是一种不需要很多投资、很多经费支持,就可以产生现实生产力的事业。

陈志文

不单单是有隐性价值,它也是有显性价值的。

蔡敬民

高校能够提供给年轻人更多学习的机会,这是一种基础的民生功能,但高校还有很多超越民生的功能。二十大报告把教育从民生板块中拿出来单独成篇,把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考虑,我觉得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让我们有了很大的启发和很深的思考。二十大报告明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这三者本来是可以集中协调在一起的工作,但以前分开安排了,这就难以形成合力,一体化安排后便于统筹推进。我们在学习二十大报告的时候,对这条感受还是很深的。

安徽大学如何支持安徽建设?地方高校必须要先立地、再顶天

蔡敬民

高校作为创新人才培养的主阵地、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高层次人才的聚集地,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集中交汇点,也是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最佳结合点。高校既培养人才也集聚人才,对于国家和区域的发展,都能起到重要作用。

我们在学习和讨论二十大报告时,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地方高校如何在服务支持地方发展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地方高校发展不好,很多时候是因为没有处理好高校融入区域发展的问题。

有很多地方高校不是地方政府直接管理,和地方的联系不紧密,所设学科专业跟地方产业对接程度不高,培养人才难以满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地方政府为了集聚人才,常常会自己另外拉一个平台,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乃至高校与社会间的脱节。所以,我们建议地方政府把高水平的平台和区域的研究中心建到当地高校,用高水平的平台集聚人才,同时反哺我们的教学科研,为地方高校培养地方需要的人才提供支撑,进而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对区域发展形成重要战略支撑。

陈志文

也就是地方高校如何为地方服务的问题。地方高校如果不能为地方的发展提供支撑,那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蔡敬民

安徽大学作为地方高校,坚持为地方服务的办学定位,其中有几个主要的核心理念:

第一是“服务安徽”。我们认为,安徽大学首先应该是“安徽的大学”。如果不能为安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实际的贡献,我们发表再多的论文,拿到再多的基金,对省委省政府来说都感觉到不解渴。

第二是“立地顶天”。地方高校必须要先“立地”,要精准对接地方的创新链产业链,整合优势学科资源和学术力量,推进学院重组、学科优化、专业调整,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以新动能求支持,以新优势求发展。“顶天”是要打造战略科技力量,加强与区域创新主体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争取关键技术和重大项目布局,加强科技成果源头供给,打造高能级研发平台,形成科技研发可持续的链条,在新领域“抢滩”,在新赛道“卡位”。

第三是“开放合作”。我们发现,很多地方高校特别是传统的“老大学”,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封闭的。不仅仅是“有围墙”,更重要的是思想比较封闭,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圈子里。我们这几年做的一个比较大的改革,就是突破“稳态结构”。我们发现像安徽大学这种老牌的地方本科院校,人的心态很稳,不愿意改变;学科专业很稳,你让他搞一个新的方向,他可能就有很大的压力,所以要突破。

第四是“融合发展”。通过科教、产教、校地等融合,协同育人,这是更深层次的安排了。我们最近正在安徽省滁州市共建高等研究院,将汇聚区域创新资源,在当地协同高校、院所、企业等创新主体,各扬所长、优势互补,一体推动前瞻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化融通发展,努力趟出“新路子”,挑起“重担子”。

陈志文

安徽大学怎么支持安徽的建设?是先看安徽的产业,然后根据这个产业的情况,再去做人才的培养,再去做研究。

蔡敬民

是的。在了解产业布局和规划的前提下,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比如,集成电路现在是安徽规划的万亿级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在合肥主持召开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时指出,长三角地区要“聚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尽早取得突破”。安徽大学围绕国家战略和地方产业发展需要迅速行动,突破原来的学科定势和学院设置,成立了集成电路学院,围绕集成电路产业链培养人才,打造安徽的集成电路创新中心。同时,建设了安徽大学集成电路先进材料与技术产教研融合研究院,在全国高校中唯一同时建设4吋的和8吋的集成电路生产线,4吋半导体晶圆全套实训线主要做实训,做工程师人才培养;8吋先进封装关键技术研发线主要做科研。政府、企业都很支持,企业赠送了我们价值1.5亿的4吋实训线,政府又投入2亿建设,研究院现在已经成功入列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再比如,人工智能是安徽目前谋划的五千亿级的产业。安徽大学计算机学科是国家第一批重点学科,学科基础很好,还有自动化、数学等相关学科做支撑。在整合学科资源的基础上,我们成立了人工智能学院。成立以后,地方政府和企业都很感兴趣,比如,芜湖市的奇瑞汽车,正在研究无人驾驶,同时,芜湖还是国家机器人生产的重要基地,所以奇瑞和芜湖市政府都希望安徽大学在芜湖建一个人工智能高等研究院。

另外,我们还成立了大数据与统计学院,对接安徽五千亿级数字经济产业;成立了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对接安徽万亿级材料产业。

我们省长王清宪同志到安大看到改革的情况以后,非常高兴地说,“你们这样干我就放心了!”

对标“长三角”国家战略,学科专业在增量过程中调结构

陈志文

安徽大学作为地方性大学的一个代表,优点就是学科门类齐全。

蔡敬民

对,我们是综合性大学。

陈志文

但是它的不足,今天看也是这个问题。我们从九十年代末高校改革,实际是从单科性学校合并走向综合性大学,同时规模扩张,在这个过程中安徽大学的综合性是优势。“双一流”启动后,又在强调优势、特色,在某种程度上是做减法,有所为有所不为。那综合性就变成了一个“劣势”。更重要的是,您刚才提到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更多需要的是应用学科,尤其是理工农医等,但安徽大学有大量的基础学科。怎么去做这个减法呢?

蔡敬民

安徽大学所处的环境跟别的学校不一样,安徽的孩子上“双一流”高校的比例,在长三角地区,比别的省市,像浙江、江苏和上海,低了太多。因此,尽管安徽大学是综合性大学,但就安徽的地方需求来说,我们的规模还是不够,所以我们这几年还在做增量。

陈志文

对标的这几个省市的经济、教育都很发达。

蔡敬民

安徽省是长三角的组成部分,按照国家战略,我们必须对标长三角。在这种情况下,适当扩大规模是安徽省委省政府给安徽大学的一项重点任务。我们在增量的过程中调结构。一次性撤销了12个社会需求量不大的专业,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老师们还是能够正确认识这个问题。按照学校的战略,现在都非常平稳,大家的认识也很一致。

我们也在处理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的关系。作为“双一流”高校,我们以高质量的基础学科支撑应用研究,从原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最后走向生产。基础学科和现在的工科之间是不矛盾的,比如我们世界一流建设学科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的氮化镓材料,应用在手机充电器上,性能比常用的充电器高10%。我们还基于材料基础研究,做成了新能源汽车的芯片等,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安徽大学通过调整结构,更加精准地以原始创新支撑安徽产业的创新发展。

文科要做精,安徽大学文科“不增体积增重量”

陈志文

安徽大学本科生招生,文理大概分别占多少比例?就是理工科和人文社科。

蔡敬民

我们以前大概是1:1,现在文科大约下降了10%,工科提高了将近10%。

陈志文

大概是60%对40%。

蔡敬民

对的。

陈志文

实际上这些年因为复杂的原因,无论是新高考选科,还是我们高校人文社科专业开设成本比较低等等,人文社科专业的大学生占比明显超过了理工科,这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也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那么从您的角度看,文科生多主要是什么原因?我们又是怎么去解决的?

蔡敬民

这个现象不光是在中国,在德国也是如此。我在德国留学的时候,印象中认为德国孩子都对学习工科比较感兴趣,但实际上,德国也有很多年轻人选择了人文社科专业,也有很多年轻学生选择经济管理。

陈志文

全世界都一样。

蔡敬民

都一样的。

陈志文

像美国AP课程选修物理的孩子也比较少,我查过资料,最高的一年是19%。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文科对于一些孩子来说好混,所以大量的孩子都喜欢学文科。我注意到安徽招生考试院跟大家提示说建议尽量学理工科,为什么?因为学文科考大学很难。为什么安徽的文科录取分数那么高?其实主要原因是文科的考生太多了。

蔡敬民

安徽大学的哲学、历史学、文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专业,在安徽省处在龙头地位,我们的文科优势不能丢,必须做强。我们的徽学研究在国际上都有很大影响力,我们保护整理了战国竹简“安大简”,发现了现存最早的《论语》《诗经》文本。

文化传承创新是高校的一个重要职能,是我们必须要扛起来的责任。哲学、历史、艺术等是引领人类文明和文化进步的重要力量,虽然它们不一定是现实生产力,但其深远意义远超现实生产力。不过事实上,在国际关系分析、中西文化争夺阵地等方面,我们的预见性、系统性以及我们的智库建设等,存在文科支撑不足的现象。一方面,有的学校为了平衡办学成本,增加文科数量;另一方面,部分文科本科毕业生就业存在困难,如果文科大量招本科生,就会存在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因此,我个人认为现在在国际上,我国不是理工科弱了,而是文科弱了,文科这一块必须要加强。这需要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

陈志文

我想再问一句,为什么说我们文科弱了?

蔡敬民

文科弱一方面是评价机制造成的。比如说文科的国家级称号少,除了“长江”就没有了,而理工科既能评“杰青”又能评“长江”;另外,理工科可以往院士走,文科也没有。我觉得文科,特别是像政治学、社会学、哲学、历史学等基础文科,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国家要高度重视。这些学科不一定要做很大的量,但一定要做精,只有这样,我们国家才能在智库建设、国家治理等方面,储备足够的智力支撑。

陈志文

社会科学最大的一个价值,就是对国家的相关决策,也包含您刚才讲的其他方面做出重要的贡献,而不是论文。遗憾的是,学习相对较好的同学多数去学理科了,文科好混,所以大量学习不好的孩子都去念文科了。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最后就业很困难,这样就导致真正优秀的人学文科的人才很少。那么反过来看,我认识的最优秀的社会科学领域的人才,很多都是跨学科跨专业过来的,就是原来学理工科的跨过来学人文社科。因此,优秀的学生选择人文社科也是一个重要环节。

蔡敬民

我觉得要加强宣传,加强引导。对于文科怎么发展,要有一个分类指导的思想,国家更需要真正好的文科人才。

陈志文

我非常认同您这个观点,但是我觉得目前很难看到出路,我反倒更赞同一些优秀的理工科的孩子,感兴趣的话,可以跨学科转读人文社科。比如社会学,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学科,要想驾驭它,或者真正学好它,恰恰需要很好的科学素养、广阔的视野和知识储备。

蔡敬民

是的,我们也观察到了这个现象。

陈志文

如果让您给孩子们一个建议,引导他们尽量学理工科,您会怎么说?

蔡敬民

现在在安徽,我们的招生量主要放在理工科。实际上,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孩子们也感觉到了理工科将来的发展空间比较大,并且职业选择多,自己可控;文科的依赖性比较强,将来的流动性,包括为自己的发展去设计一些路线,就困难一点。

陈志文

我总结一下,第一,理工科考大学更容易;第二,就业更好,就业门槛相对高,不像文科,硬门槛比较低。

蔡敬民

我觉得要改变这个现状。不要让大家觉得学习不好的学生才去学文科,而是真正有兴趣才去学文科。学生有兴趣,才能真正投入学习,将来真正把我们国家的人文社会科学做起来,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安徽大学提出“文科要做精”,“不增体积增重量”。国家需要文科,我们不但可以培养一些通识的文科人才,我们还能培养一批文科精英,这对于国家治理是有重要作用的。

安徽大学把安徽的发展抓在手上、放在心上、顶在头上

陈志文

安徽大学如何和您原来工作过的合肥学院,以及合工大、中科大做差异化的竞争?

蔡敬民

这就是要找准我们的定位了。安徽大学在安徽省是有优势的,这个优势在于我们是安徽省委省政府主管的排第一的高校。从我们自身而言,安徽大学要把安徽的发展紧紧抓在手上、放在心上、顶在头上,跟中科大、合工大错位发展,我们之间承担的战略任务、服务的角度不一样,安徽大学能够和其他两个学校相互补充、相互促进。我们培养的高层次人才大部分留在了安徽,例如,集成电路龙头企业长鑫存储去年一次性从安徽大学招了83个学生。

陈志文

这是立足之本。你们是如何和合肥学院做区分的?

蔡敬民

两所学校的发展定位是有区别的。我在合肥学院做了很多年的改革,主要是中国应用型高等教育体系建设,培养一线工程师,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示范。安徽大学不一样,是要培养有一定创新和研发能力的工程师。

陈志文

是的,我觉得这是层次区别。您从教授一路走来,到合肥学院党委书记,再到安徽大学党委书记,有什么能跟我们分享的?无论是作为管理者的经验心得还是个人感悟。

蔡敬民

合肥学院和安徽大学,这两所学校的发展路径不一样。合肥学院是一个开放度很高、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学校。在合肥学院,我们干了几件比较大的事情,主要是借鉴国际上的应用型高等教育理念,建立中国的应用型高等教育体系。在合肥学院工作时,特别是我从国外回来这将近20年时间,我们一直在做改革,研究中国应用型高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分类发展。我们参与了很多国家标准的制订,包括评估指标体系的制订等等,所以一直是站在国家前沿的。我们也很有收获,拿了2个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1个二等奖,时任德国总理和中国总理共同去看我们的合作成果展,中国1400批次高校代表团来校学习。

而安徽大学的工作,挑战在哪儿?就是怎么让一个传统的、结构非常稳的学校,转变为地方党委和政府很依赖的学校,把它的学科优势和办学优势转变为区域发展的战略力量。可以说,合肥学院更多是做服务支撑,而安徽大学作为地方“双一流”高校,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成为区域发展的战略力量。

陈志文

一所地方性的大学,如果支持本省本地的某一个产业做到了全世界第一,我觉得就是很伟大的、成功的。

蔡敬民

当然这也是比较难的,产业要做到世界第一,还需要很多其它的协同条件。

陈志文

先把规模做稳,在这个过程中,再上质量。

蔡敬民

是的,作为地方高校,我们要研究地方的发展规划,要研究地方政府的工作报告,要知道他们在想什么,这个是很关键的。

陈志文

这就是怀部长讲的,“跳出教育看教育”。

蔡敬民

怀部长讲的非常正确。如果你连当地政府的发展规划和工作报告都没看过,怎么能够融入地方呢?怎么能够服务区域呢?我们地方高校一定要跳出我们自己的小圈子,就是怀部长讲的“跳出教育看教育”。

陈志文

您是从德国回来的,您觉得德国“双元模式”在中国可行吗?

蔡敬民

高等教育的“双元制”是一个深度产教融合体系。德国的“双元制”目前发展很快,在一年多的时间,增加了很多的“双元制”专业,德国现在的“双元制”已经做到了研究生教育,但是“双元制”的专业也没有超过他们国家本科专业总数的10%,规模相对比较小。它主要是把企业和学校作为一个共同的人才培养主体。我们从2016年开始,和德国大陆轮胎公司一起做了一个“双元制”高等教育项目。有很多东西我们不能照搬,比如说学生要被一个企业录取,同时再被学校录取,他作为企业的员工在你这里上学,这在我们国家现阶段是做不了的。

陈志文

不只是管理上,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德国有强大的高端制造业作为产业支撑,如果没有强大的产业支撑,德国“双元制模式”我们没法做。还有您刚才讲的,在管理上,“双元制”的本质是企业录取。

蔡敬民

是,现在我们做的“双元制”高等教育,是跟德国企业一起,选学生愿意参加的项目,然后再进入到“双元制”培养,一年在学校、一年在企业,这样的一个模式,效果是不错的。合肥学院的同事们还在继续做,下一步是要做好推广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