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健(化名)就要离开中关村了。今年初，一种“逃离北上广”的说法在各大城市的80后白领中流传，因为无法忍受工作和生活上的压力，一些年轻人开始离开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选择到二三线城市安放青春。而对于赵健来说，“逃离北上广”其实就是“逃离中关村”。

　　赵健的公司在高科技公司林立的上地环岛附近。每天一到中午12时，马路上便热闹起来。一群群年轻人从各个公司的大门涌出来，汇聚成一股人流，奔向开设在路旁各家写字楼底商的一间间小饭馆。偶然路过的人看到这番情景，会误以为是遇到了午间放学的学生们。

　　赵健是这庞大人流中的一员。作为一家数字电视公司的员工，他的脖子上总是挂着一张员工卡。和这个群体中的很多人一样，27岁的他看起来年轻、本分、平凡。他们没有海归们那样炫目的文凭，也不像当年的冯军拥有创业的激情，但他们也是中关村人，并且在数量上是绝对的大多数。

　　个体 赵健 “我就是有工作没生活的典型样本”

　　晚上6点下班，从公司骑车15分钟到家，两点一线的距离，赵健骑了4年。

　　赵健的员工卡编号是142，在这家拥有上千名员工的IT公司，他已经算是“元老级”的了。赵健的老家在河北农村，从陕西一所大学毕业出来，跟着朋友来到北京闯荡，他已经跳了两次槽，却一直都没离开过中关村。每次跳槽的理由都很简单，“干着干着就烦了，想给自己换个环境，后来发现到哪儿都一样。”

　　工作的这几年，赵健一直租住在唐家岭的一间公寓里。今年唐家岭开始拆迁，他便在附近找了一间学校里的出租房住下。新房子是用学校教室改造成的，只有15平方米，面积比原来的住处小了，可房租反而高上去了，每月要交750元。但是赵健不愿意离开唐家岭，因为这里离公司很近，每天不必起得太早。

　　家里几乎没有落脚的地方，一张双人床便占去了大部分空间。不过，贴在墙上的照片、写着亲密话语的留言便签和纸折的百合花，给这个不算宽敞的家点缀了些许情趣。而这些全部出自他的女朋友之手。

　　赵健的女朋友也在中关村上班，是一所培训机构的老师，经常要上晚班。除了休息，平日里小两口在家里共处的时间通常只有两个小时。除了几家网吧，这一带再没有什么休闲场所。独自一人的时候，赵健唯一的乐趣便是用一个二手笔记本上网。“有工作没生活”，赵健对这句话印象深刻，“我就是典型样本。”

　　“我的老家在河北,户口在西安”

　　其实赵健似乎不必生活得这样拘谨。在这家公司里，赵健已经晋升为技术经理，每月的税后收入有5000多元，除了交房租和必要的生活支出，还能省下2000多元寄回老家。但他不愿为了改善居住条件再多掏钱：“家，无非就是吃饭和睡觉的地方，条件再好也没什么用，何况我们马上就要走了。”

　　外人不会理解赵健的去意为何如此坚决，就连他的父母也不同意让他回家。在上一家公司就职期间，他曾经有机会把户口落在北京，摘掉“北漂族”的帽子，可是他想了想，拒绝了。“北京太累，工作累，生活也累，去哪儿哪儿堵，买啥啥贵。”尤其是在中关村，看到越来越多的硕士、博士和海归进入公司，只有本科文凭的他压力倍增。

　　当年一起到中关村打拼的同学中，除了一个正在上学，赵健是最后离开的人。在他看来，中关村始终是他赚钱和工作的地方，但他在这里找不到家的归属感。“我的户口至今还在西安，我的老家在河北，我的家在哪儿？不可能是这里。”不过他从不为这几年的时光后悔，“年轻嘛，为了多挣点儿钱，辛苦几年没什么。”

　　赵健把自己和女朋友的下一个落脚点选在了石家庄，距离自己的老家并不太远，更重要的是，“收入水平虽然低点儿，但压力要小得多。”今年公司上市的时候，他用积蓄认购了一些原始股。等到明年“解冻”之后，这些股票至少能值20万元，足够他在那里买下一套两居室当做他们两人的新房。

　　“我打算结婚了。”这或许是他给自己的最合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