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栾宗涛副司长在发布会上介绍学科专业设置改革时，披露了分类评价改革的情况：今年首届工程硕博士专项毕业生中，有67名学生通过实践成果替代论文答辩，拿到了相关学位。今后还将把这一做法推广到农业，医学，法律等更多专业学位类别。

　　此举虽然只是硕博士学位授予标准的改革，但对于我国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将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在强国建设过程中，教育强国建设无疑是战略先导，因为其承担着“加强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但培养出来的人，能否胜任并完成这一支撑就极为关键。为完成这一重要支撑，在具体的人才培养上，当下有两个工作重点，一个是学科专业设置改革，一个是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在笔者看来，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更为关键。如果培养模式不改革，学科专业设置改革也很难真正落地。

　　坦率地讲，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的人才培养模式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工科理科化”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即无论是工科，还是医学，农学，以及社会科学，这些以实践和应用为主的学科专业普遍出现了脱实向虚的趋势，在“论文为王”的导向下，全面走向了技术流、学术流，实践操作能力、应用能力全面被弱化，逐渐与相关产业行业渐行渐远。

　　看看知网上的大量研究题目，可以清晰地发现，一些以应用为主的学科专业很多不是研究现实问题。当下主流用人企业普遍推行的“规培生”制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这种人才培养越来越滞后于现实需要的问题，即需要到用人单位进行长周期(往往半年以上)的实习再培训，才能上岗。

　　发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教育评价问题，这其中就有研究生学位授予的尺子问题。

　　在人才培养的实践上，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研究生教育基本被定义为学术研究人员的培养，博士更多的是为高校培养教师与科研人员，学位授予完全以学术论文的考察为主。伴随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教育强国的建设，尤其是大力发展专业博士、硕士，强化高层次应用人才的培养，这种分类评价改革就显得尤为重要。

　　理科是发现，工科是实现，高层次应用人才的培养，就是要面向产业现实需要，面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培养应用人才，而不是只会写论文，但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高层次“应用”人才。(当然，这里必须澄清的是，从事学术研究尤其是基础学科的并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内，其重要价值与作用不可替代。)

　　虽然此次对研究生学位的评价改革，只是教育评价改革的一个环节，但牵一发而动全身，也必然传导到科研，传导到教师，对人才培养模式产生系统性的影响。

　　研究生从来就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学生，比如美国高校中，博士一般都作为研究人员统计，而不是学生。因此，这一评价改革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必然是系统性的，也必然迫使鼓励一些研究生导师与专业学位研究生面对现实，解决现实问题。

　　教育评价改革的指挥棒作用，对于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至关重要。2016年“双一流”启动，大量高校聚焦于化学、生物、医学等学科，甚至出现了“著名大学纷纷抢办医学院”的现象，显然就是论文导向的作用，因为这些学科都是论文高产区。记得当时一所地方高校本来王牌专业是橡胶，但也不得不投入巨大的资源搞更为基础的大材料，因为出论文。2024年曾有人统计了近年中国学者在7大顶刊上所发论文的学者排名，前20名中，除了潘建伟其他均是生化医学领域的学者，为什么？

　　如果说研究型大学出现这种现象我们还能理解，现在一些应用型大学、以技能培养为核心的职业院校也逐渐“学术”化，就更应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日前，国家自然基金委资助项目公布，一大批职业院校教师拿到了项目资助，一方面我们看到了职业院校教师水平的提高，但另一方面，我也不得不担忧这一趋势背后的职业高校学术化倾向。

　　自然基金委，顾名思义，资助的主要是基础研究，多数都不是面向应用的，更不可能是“技能”的。但大量职业院校教师获得自然基金委的资助，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些骨干教师的发展关注方向和学校评价的导向：重学术，轻技能。坦率地讲，已经偏离了职业教育技能型的定位。

　　从这个角度，我们绝不应该轻视这次以实践成果作为专业硕博士学位授予依据的改革的重要价值与意义，更希望未来不论是学生，还是教师，在保持学术论文评价的同时，更多出现以重大项目成果，重大实践成果作为评价依据。让工科回到实践，让应用学科回到实践，不仅仅是学生，还有教师，还有办学者。

　　研究归研究，应用归应用，技能归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