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近期报道了各地小学教师“过剩”不得不转岗的情况。近期各地小学教师转岗的新闻此起彼伏，频繁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为什么？没有生源了。

　　因为复杂的原因，本世纪起每年的新生儿数量从2000多万大幅下挫至1600万上下，徘徊了十余年。2016年受二孩政策的刺激，新生儿达到1786万，创下近20年的最高纪录。但随后大幅下挫，连跌7年，2023年新生儿仅有902万人，几乎腰斩。

　　生源大幅下跌，首先影响的是幼儿园。2023年、2024年全国幼儿园分别减少1.48万所和2.11万所，在园人数减少均超过500万人。但因为幼儿园主要以私立为主，用人制度灵活，并没有凸显教师“过剩”的矛盾。2023年起，这波下跌潮全面传导到了小学低年级，于是各地小学老师率先出现“过剩”。比如某小学6年级有43名学生，但一年级仅有2名学生，类似现象频繁在各地出现。

　　如何根据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已经成为当下教育界的重大课题。《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提出：因地制宜打通使用各学段教育资源，加强跨学段动态调整和余额调配。

　　“过剩”的小学老师到哪里去？

　　目前各地的主要做法无非三个，第一，就是转段，转岗。即把小学老师调整到初中，高中阶段。因为当下中学阶段适逢生源高峰期，老师紧缺。或者是把部分一线教师转教辅工作岗位。第二，就是全面清退临时聘用的教师与教辅人员，腾出用人空间。第三，跨行业转岗。但和前者不同，不是在学校内转岗，而是离开学校，转移至当地政府其他行业部门与适合岗位。

　　当然，还有很多专家提出了小班化教学的应对策略。小班化教学的确是一种应对办法，上海就曾在生源短期下降时采用过。但小班化首先就受制于资源的支持，没有普遍意义。事实上，目前教育的支出已经成为地方政府最大的财政支出之一，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各地财政已经捉襟见肘，地方政府对这一措施没有积极性。因此，除了北京、上海等财政充裕的少数发达地区，其他多数地方没有太大可行性。

　　关键是不能只看眼前小学教师这点问题，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

　　目前还只是这波断崖式下降的第一阶段，更大的跌幅还没有传导过来。考虑到这波生源危机必然像潮水一样传导至初中、高中，以及大学，中小学教师“过剩”的现象必然也会快速波及整个教育阶段，甚至越来越突出。到底会“过剩”多少？根据不同专家的不同预测方式，到2035年，中小学老师“过剩”人数将达上百万甚至数百万人不等。

　　不要忘记了，2035年后大学也难逃这一难题。

　　所以，这就不是一个小学“过剩”教师到哪里去的问题，而是伴随新生儿的下降，生源的同步下降，全教育阶段未来陆续都将面临“过剩”教师到哪里去的问题。

　　隔壁的日韩等国也经历了这一过程，他们也想了很多办法，包括小班化，甚至增设课程内容，以增加教师岗位。但做加法容易做减法难，最后核心手段还是两个。第一，控制现有老师的总体规模，在培训的基础上进行转段，包括跨地区的转移来解决“过剩”的问题；第二，就是苦熬，让时间去解决，等候老师逐渐退休，实现自然减员。

　　对于跨段转岗任教，很多家长质疑，担心教育质量。其实现在大量年轻教师都是本科以上文凭，又有着长期的教学经验，经过专门培训还是可以胜任的。

　　更重要的是，我们有自己的体制优势，在各地因地制宜的探索中，解决办法可能会多一些，比如一些地方已经开始统筹跨行业转岗，这是其他国家很难做到的。但无论采取哪种手段，我们现在都必须按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的要求未雨绸缪，根据生源变动对教师的总量进行控制了。事实上，伴随生源的显著下降，近年各地在中小学教师的引进上已经全面萎缩，个别县市已经停止新教师的招聘与引进。

　　当然，中小学教师为核心的教育资源的配置调整，除了考虑绝对生源的下降，也必须考虑城乡之间生源的单向流动的叠加：伴随城镇化的发展，农村学校生源快速流失，部分城市学校面临学位不足的复杂局面。

　　所有这些预测，还只是基于目前的新生儿数据。在三孩政策以及疫情结束红利的释放下，2024年新生儿数量在连降7年后出现反弹，增长52万达到954万。但一些人口专家悲观地预测，如果生育刺激措施不见效，未来新生儿数很难大幅反弹，甚至会进一步深度下跌，长期低于700万。

　　也就是说，现在只是开始，也只是第一波。从这个角度，广大老师不必观望，积极走出舒适区，晚转岗不如早转岗，这是迟早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