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南方周末报道了各地中学弃选历史的现象，根据报道，在23个实行“3+1+2”模式的省份中，近一半省份历史类考生比例持续走低，物理类与历史类普遍接近7:3，部分省份甚至达到8:2，一些历史老师因课时不足出现赋闲。

　　这一幕，实际在10余年前上演过，只不过当时是物理。2014年高考综合改革启动，为强化学生的选择权，“3+3”选科模式推出。除语数外三门外，考生可以在史地政物化生6门(浙江多一门信息技术)中任选三门作为选考科目，作为高考录取的分数依据，即所谓两依据，一参考。

　　这一制度刚刚推行就遭遇了功利算计。2017年新高考在浙江落地，浙江选考物理的学生快速下降至30%多，上海也出现下降。而此前的老高考期间，浙江理科考生为63%，也就是意味着选考物理的人几乎腰斩。更糟糕的是，此后选考物理的考生继续出现大幅下滑。

　　背后的原因则很简单：功利算计。物理难学难考，投入产出低，不分文理只看总分的录取政策导致选考物理吃亏。同时，一些高校顾忌自己分数线太低影响不好，也普遍放松了对选考科目的要求，一些理工科专业甚至不要求选考物理。各种因素叠加下，物理科目遭遇普遍弃考。

　　比功利选科更严峻的是功利学习。

　　按规定，即便不选物理，但还是需要学习物理的，并通过合格考试才能参加选考。但事实上只要不选，几乎就等于放弃了相关科目的学习，学生应付学，学校也在应付教。

　　物理对于理工科人才培养至关重要，同时物理对知识的体系性要求很高，一旦高中不学，少学，到了大学就很难培养了。功利选科与功利学习对高校理工科人才培养造成了明显的影响。

　　西安交大2017年在对理工科新生的摸底测试中就发现，来自上海、浙江的理工科学生质量下降，其中上海考生从原排名第一，第二下跌至第11位。同期，福建某大学在对浙江的生源监测中也发现，老高考时期的2015/2016级浙江考生普通化学平均分高达81分，不及格率为零。但到了2017年第一届新高考学生入校，来自浙江的考生普通化学不及格率飙升至40%，平均分下降至61分。核心就是没有选考化学的学生造成了这一成绩的下降。

　　为此，2018年第三批高考改革启动时，对相关制度进行了系统性调整，尤其是选考制度。“3+3”变成了“3+1+2”，物理与历史二选一，然后才能从剩余四门科目中任选两门。

　　但遗憾的是，功利选科仍在持续，这次是化学。选了物理，往往就不选化学，很快就出现了化学的弃选弃考。很显然，这样的理科生高校仍然很难培养。为了遏制这一功利选考与功利学习现象，保护理工科人才的培养，2021年教育部出台了“指引目录三”，对于报考理工科专业要求必须选考物理和化学，这就是所谓的“物化捆绑”。这一措施彻底遏制了功利选科与功利学习对理工科人才选拔与培养造成的深远影响。

　　近年，国家从战略发展需要高度重视理工科人才的培养，比如2023年启动的学科专业设置改革，明确要求增设理工科专业。国家十五五规划也明确要求以理工农医专业为主，扩大包括优质本科在内的本科与研究生招生规模。也就是说，理工科招生占比越来越高。于是选考物理化学就成了考生的主流选择，尤其是在个别中学，选考物理的比例甚至高达80%。

　　不分文理当然是最理想的，但很遗憾，充分的选考自由遭遇了功利选考与功利学习的算计，不得不不断限制学生的这一选择，从“3+3”，到“3+1+2”，最后到理工科专业限定的“3+2+1”。不分文理，实际上又回到了“小文理”。但无论如何，这也是一次进步，虽然没有达到当初的目的。

　　两利相较取其重，两害相较取其轻，目前的选考制度不完美，但却是最现实可行的。

　　至于舆论担忧历史等学科的学习与素养提高问题，我觉得大可不必。事实上老高考期间，一些省市文理本就是3:7，一些超级中学往往是2:8，目前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次回调。

　　更重要的是，人文与自然科学的学习与素养提升方式与年龄阶段是不同的，大量人文科目完全可以通过自学完成，同时对年龄要求不高，甚至是“越老越容易学明白”。但自然科学不同，一旦错过了学习的年龄就无法挽回了。比如我50多岁，无论是历史还是政治、哲学，越学越明白。但让我这个年龄再学物理，已经没有可能了。

　　当然，选科制度可以考虑进一步完善。比如全科开考，把选择权给考生的同时，也应该充分给高校。比如双一流头部高校可以根据不同专业提出“3+4”，物化生之外加历史，普通地方高校可能只是“3+2”，专科学校则是“3+0”，大家根据自己不同的定位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但我也同时知道，这一方案一定会存在增加学生负担的争议，同时一些高校也缺乏足够勇气做出更多科目的要求。

　　无论如何完善，我们一定要汲取理想化的制度设计带来的教训。从物理，到化学，再到历史，功利文化并非今天才有的，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解决的，与其把责任推到功利算计身上，不如在制度设计之初就实事求是，面对我们的国情文化拿出理论上不那么美好，但却现实的方案。当然，这需要足够的勇气与担当，否则很容易陷入一些专家理论正确的口诛笔伐中。

　　这一轮回也再次提醒我们，在包括高考在内的各种教育治理上，需要立足于中国国情文化，立足于自有知识体系之上的理念与理论基础，不能盲目效仿甚至照搬西方的做法。

　　意识形态决定政治制度，也决定了基础理念与认知，更不要说各自的文化传统与历史。直至今日，仍然不断有专家呼吁我们的招生考试改革学习美国搞考试社会化，把高考交给社会，比如ETS与SAT。

　　美国因为特殊的国情文化，其宪法核心精神就是最大程度保护私权，限制公权力，大量的社会职能是私人组织在承担，比如美联储，甚至私人监狱都有，我们能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