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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法学家汪海燕教授做客皖西学院“政法周末大讲堂” 谈“刑事证据理念与制度的发展”
5月30日上午，应皖西学院法学院邀请，安徽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汪海燕莅临皖西学院并做客“政法周末大讲堂”第195期，以“刑事证据理念与制度的发展”为题作报告。法学院300多名师生现场聆听了报告，法学院院长刘鑫教授主持报告并作总结。报告开始前，校党委书记袁维海，党委委员、副院长符茂胜分别与汪海燕进行座谈交流。
报告伊始，汪海燕以“诉讼的基石是证据，打官司打的就是证据”这一俗语切入，强调证据在司法裁判中的核心地位。谈及证据理念的现实意义，汪海燕教授以“赵作海案”为例，揭示刑讯逼供与非法取证的危害。他指出：刑事诉讼不仅是追求真相的过程，更需平衡法治、文明等多重价值。即便刑讯逼供可能偶然获得真相，其破坏的程序正义仍会动摇司法根基。汪海燕教授结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精神指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为证据制度改革奠定了基础，“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原则对司法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于证据裁判规则，汪海燕指出，裁判依据的是证据，他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及“两高”相关司法解释，强调裁判必须以证据为依据，杜绝主观臆断。定案的证据要符合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的要求，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所公认的证据的“三性”。要坚持以审判为中心、贯彻遵循直接言词原则。汪海燕结合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具体从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条件、不出庭作证的制裁、对证人的保护、证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等方面进行了具体阐述。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证据裁判规则，汪海燕认为，虽然“认罪认罚从宽”和“以审判为中心”的提出背景、解决问题并不相同，但都要求实现审判权对公诉权的制约，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应遵循“以审判为中心”；对认罪认罚案件可以通过速裁程序、简易程序、普通程序简化审等予以审理，但仍然应遵循庭审实质化，而不能予以形式化庭审；认罪认罚从宽应当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应正确处理认罪认罚案件中被告人与检察机关、被害人、辩护律师、值班律师等之间的关系；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轻罪案件中的适用应当侧重于其诉讼效率价值，在重罪案件中的适用则应侧重于其证据价值和社会价值。
在提问环节，师生围绕证据理念与实务难题展开热烈讨论：问及庭前会议制度在疑难案件中的作用，汪海燕教授回应：“庭前会议解决回避、管辖权、证据资格等程序性问题，为庭审集中审理实体问题腾出空间，体现公正与效率的平衡。”对前科能否作为诉讼证据问题，汪海燕教授明确：“品格证据一般不得用于定罪，但可作为酌定量刑情节；在‘惯习犯罪’等特殊案件中，前科可能具备证据关联性。”关于“民间打拐卧底取证”的合法性边界，汪海燕教授强调：“公民个人若为提供线索属‘法不禁止即可为’，若代表官方执法则需‘法律授权’。”
本次报告既有法理深度，又有现实关怀，为师生理解刑事证据制度提供了全新视角。刘鑫院长在总结时指出：汪海燕教授以其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广博的知识，通过鲜活的案例解析和幽默的语言表达，系统梳理了刑事证据的核心理念与制度发展，报告蕴含了丰富的法理学理和道理，让我们深刻认识到“证据是诉讼的基础和核心”。他希望师生以此次报告为契机，在学习中强化证据意识，在实践中坚守程序正义。
汪海燕，安徽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第八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第二届“首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先后任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院长、院长，教务处处长，曾挂职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办公室副主任，兼任国际刑法协会副秘书长、中国法学会理事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司法部、中纪委、中国法学会等项目20余项，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有影响期刊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专著、教材30余部，有关成果获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中国法学会优秀成果奖一等奖、钱端升法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等10多项省部级奖励。主要研究方向为刑事诉讼法学、监察法学、司法制度。（文图/陈玉秀 贾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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