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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钧院士:培养院士的院士,培养教授的教授
2020-06-17
中国科学报

  前几天,南京工业大学刚刚评审产生了第十二届“时钧班”,电气1703获得了第十二届“时钧班”荣誉称号,化工1701、生工类1701等10个班级获得了“时钧班”创建先进班级的荣誉称号。学校让我给师生们讲一讲时钧先生的事迹,我欣然领命。

  1984年,我在南京化工学院(南京工业大学前身)本科毕业后,继续在母校跟着时先生硕博连读,是时先生带出来的第一届博士生。我爱人冯新也受教于时先生。我的父母也是南化教师,我家与时先生为邻,所以对他了解较多。

  2005年时先生因病离我们而去,但他的授课、治学、为人,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难以忘怀。

  交响乐般的授课艺术

  现在的年轻人追星,追的是娱乐明星。我们求学时也“追星”,只不过追的是时先生这样的大师。

  时先生当时给我们上《化学原理》和《化工热力学》课,是在中大楼325教室。这是一间能容纳200多人的阶梯教室,也是全校最大的教室。往往还没到上课时间,教室里早已座无虚席,几乎所有本专业的学生、教师都会来听课,许多外专业的学生也慕名前来旁听,来晚了的只能站在教室外面听课……

  听时先生讲课,是一种真正的享受。他有一种牵着你的思维前进的本领,一面听一面脑中会出现疑问、渴求解答,接下来果不其然是完美的解答,但又会引出新的问题,很想听他进一步剖析,正意犹未尽之时,不知不觉一节课就结束了。

  时先生的授课天马行空、潇洒俊逸,这与他严谨治学、做任何事都追求完美是分不开的。我家住在时先生楼下,每晚时先生家都到夜里一两点才熄灯,他经常备课到深夜。

  实际上,早在上世纪30年代末,时先生从美国留学回国后,就受聘于中央大学、重庆大学等校任教。他学识渊博、风度潇洒,加之受聘教授时年仅27岁,深受学生敬重和爱戴,成为弟子们仿效的楷模。

  他的弟子、已故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家镛记得,1942年初夏,时先生到中央大学化工系任教,讲的第一课就是化工原理课程。学生们见这位教师年轻,课又讲得非常好,就给时先生“Baby Professor”(娃娃教授)的美誉,由此可见他在学生中的受欢迎程度。

  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存浩也是时先生的学生。他说时先生的课“犹如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主题不断出现。我干了很多行,但时先生教给我的是普遍规律,不管干什么,都能起到主旋律的作用,让我终身受益”。

  不做学生的“保姆”

  时先生是我国水泥专业、化学工程专业的创导者和开拓者。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他担任南京工学院化工系主任,受命创建我国第一个硅酸盐专业,我国第一代水泥专业毕业生在4年后诞生。

  他和多名教授建议在化学系设置化学工程专业,1957年该建议被高教部批准,由时先生负责制订教学计划,筹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首批化学工程专业。

  他还作为科学家、教育家代表,应邀参加制定《1956~1957年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当毛主席亲切接见他们、周总理与代表们一一碰杯的时候,时先生的眼睛里噙满了泪花。此时,他已经将满身的才学、知识赋予了新中国建设的远大抱负中。

  而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时先生作为学科带头人的一面。他不仅凭自己的业务水平,更是凭借协调能力,带动一批人、出大成果。他带研究生时,总是给予客观的、前瞻性的指导,挖掘我们自身的潜力。

  大多数学生都希望教师像保姆一样,自己一有困难教师就出现。时先生却从不做这样的“保姆”。他是标杆——总是给你制造一个跳得更高的标杆,让你自己来跳,而他则不断地提升杆子的高度。比如一个实验,我认为是不可能做到的,他却让我自己去做,去不断地接近结果,而他则在背后注视、支持和适时地指点。

  时先生常利用各种场合邀请世界一流的专家来听自己的博士生讲述。我读博期间,不仅要向国内顶尖专家汇报,还要向国际著名学者汇报,进步非常快。那个年代,我国刚开始招收博士生不久,规则和要求都不够清晰,但时先生总是自觉地用国际水准来要求学生。

  当初学校的文献资源不像现在这样丰富,为了开拓学生的视野,时先生亲自挑选国外最新、最好的资料,让其他教师和学生来分享。正是由于他这种毫无私心的襟怀坦荡,才使我们整个团队、整个学科逐渐发展,年轻人迅速成长起来。

  时先生与弟子们合著文章,在署名时,时先生总是把做事最多的学生放在首位,这是时先生考虑学生的毕业问题所安排,同时也要让学生尝到科研带来的充实感、成就感。

  “艳桃和露种,素李倚云栽。栽种知多少,繁花到处开。”这是他的弟子、中国科学院院士梁晓东为时先生所作的诗句,意在赞扬时先生“桃李满天下”。时先生的学生中能涌现近20位院士、百余位教授高工,与他倾注全力教书育人、甘为人梯扶持后学是分不开的。牛顿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时先生就是一位化工高等教育的巨人,也难怪学界评价时先生是“培养院士的院士、培养教授的教授”。

  外界总是惊讶南工大怎么能培养出那么多优秀的化学工程人才?这背后正是时先生超越常人的前瞻眼光、培植后学的无私襟怀、高标准严要求的作风一代代传承的结果。

  执着信仰的有志之士

  时先生对学生要求严格,这种严不仅体现在做学问的要求上,也体现在做人方面。

  他的弟子、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南平曾讲过一件事。有一次他陪时先生去外地出差,火车很挤,不停有人挤时先生。为了保护先生,他的动作大了一点,态度生硬了一些,却惹得时先生板起脸来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后来徐南平常以“九思”自省,就是取义于“色思温,貌思恭”,也就是时先生希望的那样—— 一个有知识的人应该给人以温和、恭谦的形象。

  时先生也一直深受学生们的喜爱与尊敬。

  我曾听时先生的子女讲起一件趣事:1952年,曾经有一个班级的学生,集体到时老师家门前躺下。原来清华大学想调时先生回清华任教,学生们都舍不得时先生走,便用这种方式挽留时老师。时先生向清华汇报了,清华立即作出回应,破格同意时先生带领的班级都去清华。但时先生最后还是选择留在南京,陪伴自己的学生。

  时先生对学生好,对家人也是关爱备至。听同学讲过,有一次去时先生家,师母身体不好,时先生拿出一个笔记本,上面记的都是师母的脉搏跳动记录,整整一本让人十分震惊。

  我还听人讲过时先生的“罗曼史”:当时先生和师母一个在清华大学、一个在燕京大学读书,一到课余时间时先生就去找她。别人问他,清华离燕京大学那么远,他是怎么过去的。

  时先生不禁得意地大笑起来:“告诉你啊,我那时候找到了一条很近的通往燕京大学的小路,很快就到了。”言辞间,时先生仿佛又回到了年轻时与师母在一起的幸福时光。

  在“反右”及“文革”那段漫长的日子里,时先生被错误地打入“另册”,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对待。“文革”后,我们和时先生在一起时,听他聊过去的故事,难免也提到“文革”中的一些境遇,但我们从来没有听他说过哪个人不好,甚至对那些说了过头话、做了过头事的人,时先生也没有一句怨言,总说他们年轻,不能怪他们。

  时先生每次获奖,都把奖金全部分给大家。时先生1998年获何梁何利奖,在不多的奖金中坚持送我1万港元。起初我不肯要,时先生却说,你们都作出了贡献,应该拿。当时,大家的工资很低,这是很大一笔钱,况且时先生家里子女多,经济并不宽裕。

  如今20多年过去了,这笔钱虽然在不断贬值,但我们一分钱都舍不得动。徐南平和其他同学们也一样,一直将时先生所给的钱珍藏着。对我们而言,这是一种永远的精神寄托。

  时先生对官职、金钱和个人荣誉看得很轻,但却始终坚守着为国为民的人生追求。抗战爆发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即将完成博士学业的他,谢绝了导师的盛情挽留和优裕的生活待遇,不计个人得失,毅然携妻带子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投身救亡。

  早在1956年初,他就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虽然在之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却丝毫没有动摇他对党的信念和对事业的追求。

  2001年2月16日下午,90岁高龄的时先生如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入党仪式上,时先生激动地说:“有生之年,能够实现入党的夙愿,是我最幸福的事情。”若不是坚信共产党是世界上真正为人民谋福利的政党,90多岁的老人怎会如此执着?

  (作者系南京工业大学教授,周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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