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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一旦这种情形出现，货代链便告断裂。对于一级货代公司来说，“没有收到运费，我肯定要扣押提单。”而对于无法凭提单收货的货主来说，“申请海事强制令”便成为当然的选择。

　　脆弱的货代链

　　这些倍感委屈的“一级货代”公司们，都经过严格的资质认证，注册资金在500万以上，有成熟的运营经验。它们一般设立在上海、宁波等港口城市，或者在当地派驻机构。它们是整个货代链条上连接船公司的最后一环。

　　而所谓的“中间货代”，实际上并不具备真正的货代资质。宁波海事法院立案庭庭长胡建新介绍说，“这些公司注册资金很小，可能只有10万、20万”，“它们做货运代理，可能也做外贸代理，但只是做这块业务，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货代公司。”

　　货代运作的一般流程是：货主把货配给中间货代，中间货代把货配给一级货代，一级货代配给船公司；然后，一级货代从船公司拿到提单，交给中间货代，中间货代凭提单向货主收钱。其中，“中间货代”可能是一层，也可能是多层。

　　近期近20起案件，货物的来源基本都是义乌，胡建新总结：“这与义乌当地的操作习惯密切相关。”这些“习惯”包括：“出口多，外商多，代理多，现金交易多”。

　　在以“小商品”和“外贸”着称的义乌地区，外贸出口有它的独特之处。“虽然是外贸，但它是内贸形式的外贸。就是说，国外的客商直接到义乌市场订购，而出口时，因为我国外贸体制的原因，它必须要挂一个出口单位才能出去。”

　　对加威们来说，本地代理因此必不可少，不管是采购、外贸、还是货运，但代理的质量却并不能得到保证。“许多外商既不看营业执照，也不审核注册资金。甚至，有人冒充其它公司的业务员，拿一张名片就可以做生意了”。而且，义乌当地的小货代公司有的也不直接与宁波的一级货代发生关系，中间还有多手的代理，多层的环节。

　　这就为那些并不具备资质的“货代”提供了一个温床。事实证明，那些之后导致货代链断裂的中间货代，有些是因为经营不善，或者把资金挪作它用了，比如“炒炒房子，导致银根出现问题”，有些则是完全的“骗案”。“骗案”中的中间货代公司，往往“注册资金少”，其法定代表人也常常是一个“找不到的外地人”；胡建新说：“就算你找到这个公司，也拿不到钱。”

　　而义乌地区对现金交易的偏好，则是另一个便利条件。一方面，这为那些意图不轨的中间货代从货主手中圈钱提供了方便，另一方面，一些外商“交了钱，最后连证据都拿不出来”。

　　这些义乌“习惯”，最终孕育了一条“从义乌小商品市场到宁波港”，“从外商货主到一级货代”，“从简单到复杂”的层层叠叠的货代链。但当分居两端、素未谋面的“货主”和“一级货代”相聚时，地点却是在宁波海事法院，他们之间最初的牵线人却早已消失不见。

　　“市场是你们自己做的，风险你们要自己承担。”这是宁波海事法院的态度，现实的建议是：“人家几十个集装箱一起过来时，最好几家一起做，就算亏了，也可以分摊风险。要注意交易安全，特别是义乌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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