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暑假，大别山深处，大悟县茶坳小学。

　　一个留守女孩，常年与姥姥相依为命，性格孤僻到从不参与任何集体活动。她把自己裹成一只茧，拒绝所有试图靠近的人。

　　那年夏天，一位名叫曹萍萍的支教志愿者，花了整整一个暑假的时间，用一次次谈心、一次次陪伴，慢慢敲开了那扇紧闭的门。结营仪式上，女孩第一次站在市级采访镜头前，大声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那一刻，曹萍萍在心里做了一个决定：一辈子扎根乡土，反哺家乡。

　　十一年后，曹萍萍的身份从“大别山支教团第三届团长”变成了“湖北七仙红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她带着乡亲们把一颗血桃做成了年产值3亿元的大产业，带动2000余户农户稳定增收。

　　当年的那个女孩，早已走出孤僻，像山野间的映山红一样，迎着阳光绽放。

　　这不是一个孤例。

　　在湖北工程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映山红支教团”走过十余年，一批又一批学子从大别山区的三尺讲台出发，走向乡村振兴的广阔田野。从支教志愿者到返乡创业者、到西部计划践行者、到企业反哺使者，他们用各自不同的路径，完成了一场关于“实践育人”的闭环实验。

　　支教，埋下什么样的种子？

　　“支教让我读懂大山孩子的渴望，也让我明白，青年最有价值的选择，是回到家乡、扎根乡土。”曹萍萍说。

　　2013年，她加入大别山支教团，成为第三届团长。那年暑假，她在大悟县茶坳小学、新城镇老山小学开展义务支教，负责志愿者招募、对外宣传、资金筹集、办公室管理及支教点统筹工作。那是她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审视乡村：留守儿童的孤独、乡村教育的短板、大山深处对外部世界的渴望。

　　“那种冲击是真实的，不是书本上读到的。”她说。

　　十年后，2022年夏天，同样的感受发生在另一位经管学院学生高娅岚身上。她加入支教团，担任秘书部部长，在大悟县新城镇金岭村开展了29天义务支教，陪伴近100名留守儿童。

　　一个性格叛逆冲动的男孩让她格外牵挂。通过耐心倾听和心理疏导，她联系上男孩的母亲，帮助母子重新搭建起沟通的桥梁。慢慢地，男孩改掉了陋习，上课积极发言，主动帮助同学。

　　“那段经历让我明白，基层服务不是高高在上的施予，而是俯下身去，一点点搭建信任。”高娅岚说。

　　而在校期间积极参与支教团公益筹备工作的刘双阳，则是在为乡村孩子募集图书的活动中，亲眼看到了孩子们对知识的渴望。“那种眼神让我忘不掉。”她说，“我告诉自己，学有所成之日，一定要回来。”

　　三个人的起点不同、路径各异，但支教埋下的那颗种子，惊人地相似：对乡土的责任感、对基层的亲近感、把个人成长融入国家需要的价值认同。

　　“支教不是单向的‘输出’。”湖北工程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说，“它首先是‘输入’——输入给大学生最真实的国情教育、最深刻的人民情感。这是任何课堂都无法替代的。”

　　毕业后，他们去了哪里？

　　支教结束了，然后呢？

　　这是很多高校支教团面临的共同问题：暑期一结束，志愿者各奔东西，支教成了一年一度的“季节性感动”。

　　但在“映山红支教团”的育人逻辑里，支教不是终点，而是起点。

　　曹萍萍的选择：返乡创业，产业报国。

　　她放弃城市高薪工作，回到孝昌县，创办湖北七仙红果业有限公司。她利用经济学专业知识，成功培育了70余个优质桃品种，并推动“孝昌血桃”获评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她组建林果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成员从100余人发展到3068名，推广血桃种植面积超2万亩，带动2000余户农户稳定增收。全县桃产业年产值达3亿元，果农亩均收益从3000元提升至4100元。

　　如今，她是湖北省第十二次党代表、孝昌县第七届政协常委。从支教团长到乡村振兴带头人，她用一颗血桃，实现了当初的诺言。

　　高娅岚的选择：西部计划，基层深耕。

　　2025年毕业之际，高娅岚毅然报名参加西部计划，被分配至孝感市孝南区首衡城管委会政务服务局。她坚持每周常态化走访园区10余家商户，面对面收集经营难题、生活诉求。在商户子女入学专项工作中，她全面摸排58户家庭需求，全程帮办学籍流转、材料申报、学校对接，助力35名孩子顺利入学。

　　在岗期间，她参与各级接待活动86场，在主流媒体刊发宣传稿件20余篇。从支教时陪伴留守儿童，到基层服务中帮助商户子女入学，她用温柔与实干完成了从“短期志愿”到“长期扎根”的升级。

　　刘双阳的选择：企业反哺，爱心接力。

　　毕业后，刘双阳进入湖北优翼文教有限公司担任商务专员。她始终铭记支教初心，主动向公司汇报支教团的公益使命与乡村孩子的阅读需求，全力推动爱心捐赠落地。2025年，她联动公司向支教团服务地大悟县黄站镇中心小学定向捐赠3600本教辅资料与优质课外书籍，总价值超25万元。

　　从接受支教团培养，到成为反哺支教团的校友，她完成了一场完整的爱心接力。

　　三个人，三条路。但每一条路的底色都是相同的——“支教”二字所赋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我们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支教团的育人价值，不应该止步于暑假那几十天。”湖北工程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说，“我们在探索一种全周期育人机制：从支教参与开始，到职业引导、到校友反哺，形成闭环。曹萍萍、高娅岚、刘双阳，就是这个闭环上不同节点的代表。”

　　学院在做什么？一套“实践育人”的制度设计

　　个体的成长不是偶然的。在三位人物的故事背后，是一套持续十余年的制度探索。

　　湖北工程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将“映山红支教团”纳入实践育人体系，形成了“支教参与—乡土认知—职业选择—反哺乡村”的全链条机制：

　　前置环节：将支教纳入社会实践学分，设立专项培训课程，包括乡村调研方法、儿童心理辅导、安全教育等；

　　过程中：建立支教日志、教学反思、家访记录等过程性评价体系，强化学术性与专业性；

　　后期跟踪：建立支教校友档案，对表现突出的学生进行职业引导，优先推荐到基层就业、返乡创业、西部计划等岗位；

　　反哺机制：搭建校友与支教团的资源对接平台，鼓励已毕业校友以多种形式反哺母校、反哺乡村。

　　“我们不是把学生推出去就不管了。”该院党委书记说，“我们要做的是，让支教成为学生终身发展的一个支点，而不是一段被遗忘的回忆。”

　　数据也在说话：近年来，经管学院毕业生中选择基层就业、返乡创业、参加西部计划的比例持续上升。多位校友像刘双阳一样，通过各自所在企业为支教团捐赠物资、提供实习岗位、对接产业资源。

　　“受助—施助—反哺”，这个闭环正在被一届又一届学生接力完成。

　　映山红的意义：一种可复制的“地方高校育人样本”

　　在全国高校中，暑期支教团并不少见。但像“映山红”这样，能把支教与人才培养、基层就业、乡村振兴深度绑定的，并不多见。

　　它的独特之处在于：

　　第一，它不追求“规模效应”，而追求“长尾效应”。

　　不是每年招募几百人、服务几千人就结束了，而是关注这些志愿者五年后、十年后去了哪里、做了什么。

　　第二，它不是“单向输出”，而是“双向赋能”。

　　支教赋能乡村教育，乡村反哺大学生成长。这种“互育”关系，让支教不再是“施舍—接受”的旧模式，而是“共同成长”的新范式。

　　第三，它不是“短期项目”，而是“长效机制”。

　　从课程设置到职业引导，从校友反哺到校企合作，学院用一整套制度设计，把支教从“一次活动”变成了“一种生态”。

　　“映山红的经验告诉我们，地方高校完全可以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独特作用。”一位教育学者评价道，“它不是985、211，但它最了解脚下的这片土地，最能把人才‘种’回乡土。”

　　花开乡土，生生不息

　　映山红，是一种在大别山区随处可见的花。它不名贵，不娇气，漫山遍野地开，把红色染遍山岗。

　　支教团取名“映山红”，寓意不言自明：像山花一样扎根乡土，像山花一样生生不息。

　　曹萍萍的血桃林里，春天桃花灼灼，夏天果实累累。她说，当年支教时陪伴过的那些孩子，有的已经考上大学，有的回到家乡工作。“他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反哺这片土地。”

　　高娅岚的政务服务窗口前，每天都有来来往往的商户、群众。她说，支教教会她的耐心和倾听，在这里每天都在用。

　　刘双阳的捐赠仪式上，孩子们捧着崭新的图书，眼睛发亮。她说，那一刻，她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

　　从映山红到乡土红，从暑期支教到终身奉献——这所地方高校用十余年时间，完成了一场关于“实践育人”的深情实验。

　　而实验的结论，写在漫山遍野的桃林里，写在基层服务的窗口前，写在孩子们翻开的书页间，也写在一届又一届学子的人生选择里。（通讯员：汤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