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教育部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其中首次明确提出：“从2026年起，各校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

　　这一重磅政策，立即在高等教育领域引发广泛关注。随着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的临近，多所高校也相继更新招生规则，“取消大类招生”、“实行专业招生”成为其中的重点改革内容。

　　多校宣布取消“大类招生”

　　4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宣布：本年度(2026年)不再采取大类招生，实行专业(含方向班)招生。

　　天津天狮学院也发布消息：自2026年起，全面取消大类招生模式，所有本科专业均按具体专业单独招生。

　　5月，吉林农业大学表示：自2026年起，该校全面实行按专业招生的模式。

　　天津大学也在今年响应教育部要求，重组本科招生大类，确保各类别内专业设置“干净、统一”。

　　其实早在这之前，就有不少高校开始调整控制“大类招生”的数量与规模。2022年，中山大学宣布取消大类招生，恢复院系专业直接录取，考生投档录取时便确定最终专业。同年，湖北民族大学、江西财经大学也全面采用专业招生模式，不再设置大类招生。山东工商学院则自2024年起全面回归分专业招生模式，原先的公共管理类、经济学类、新闻传播学类、外国语言文学类4个大类，拆分为15个独立招生的专业。

　　除了全校范围的大类招生“清零”，不少高校还通过取消跨学院的大类招生、减少招生目录中“专业类”数量等方式，逐步收窄大类招生规模。

　　像西安交通大学从2024年起将以往以学科聚类为主体的大类招生，调整为“以学院为单位的小大类”——将原来的8个跨学院的大类，分解成了以学院为主体的27个小大类，为考生提供了更加明确的专业选择方向。

　　“大类招生”究竟有何弊端？

　　国内大类招生最早始于2001年北京大学推出的“元培计划”，学校率先试点文理两大类招生模式，次年便在全校全面推行。这项改革打破了传统的单一专业招生形式，成为高校招生改革的标志性事件。

　　截至2020年，全国已有114所“双一流”高校采用大类招生的形式，占比达83.2%。大类招生初衷是推行通才教育，拓宽学生知识面，但在长期落地过程中，各类问题逐渐显现，甚至演变成部分高校争抢生源的方式，争议不断。

　　不少院校将跨度极大的专业归为同一大类，例如把土木工程、水利海洋工程划入计算机类，专业方向相差甚远。这也让考生心生担忧：原本心仪目标专业，最终分流时却可能被分到陌生专业。一方面，大类招生难以精准匹配学生的专业志趣；另一方面，院校的王牌优势专业也容易被大类掩盖，间接影响报考热度。

　　此外，冷热专业强行捆绑组合，更是长期饱受诟病。很多学生凭借大类招生考入理想院校，却可能在专业分流环节遭遇“踩坑”，根源就在于冷热专业合并带来的调剂风险。

　　因此有人戏称专业分流是“二次高考”。不少高校以考试成绩作为分流唯一依据，不少高分学子进入名校后，最终却被调剂至冷门或非意向专业，这类情况屡见不鲜。

　　考生志愿填报该如何应对？

　　大类招生的初衷，是对传统单一专业招生模式的优化调整，为高考考生弥补考前盲目选专业的短板，提供了宝贵的大学适应“缓冲期”。

　　依托这一模式，大一新生可以自由涉猎各类课程、体验不同专业领域，在充分探索和了解后，再确定自身的发展方向，彻底规避高考填报专业时认知不足、盲目择校的问题。

　　而随着高校陆续取消大类招生，这份专属的专业探索缓冲期也随之落幕。不少考生和家长心生顾虑：没有了过渡期，志愿填报是不是就真正“一选定终身”，再也没有纠错机会了？

　　答案是否定的!目前，各高校宽松化的转专业政策，正在替代大类招生成为专业方向选择的全新最优解法。

　　像以上海财经大学为代表的十余所高校，纷纷打破传统桎梏，一改“转专业仅限尖子生”的固有规则，陆续取消转专业绩点门槛、移除转出成绩限制，实现零门槛自由转专业，让学生拥有充足的专业调整自主权。

　　与此同时，不少高校还取消转专业次数限制、开放二次转专业，进一步放宽相关要求。自2024年9月起，厦门大学全面放开本科转专业，不再设置年级与次数门槛，学生可申请二次转专业；兰州大学也从2025年起，删除“已有一次转专业记录不得再次转专业”的规定。

　　如今愈发灵活宽松的转专业政策，逐步承接了原先大类招生的缓冲功能。无论通过哪种方式被录取，学生都拥有了自主调整专业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