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横断山脉的褶皱深处，云南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为指引，将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转化为边疆治理的生动实践。作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云南在“十四五”期间累计投入生态资金超1200亿元，森林覆盖率提升至65.7%，为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贡献了边疆样本。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云南的实践正是这一理论的鲜活注脚，通过制度创新与技术赋能，将自然生产力转化为绿色发展动能，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云南方案”。

一、自然生产力理论的边疆实践：生态价值转化的辩证逻辑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强调，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类需在与自然的互动中实现自我解放。滇西北怒江州实施的“碳汇银行”工程，通过区块链技术对独龙江流域300万亩原始林进行碳汇资产确权，使4.2万群众人均年增收8600元。这一实践不仅印证了马克思“自然生产力”理论中“自然力作为资本要素”的论断，更通过技术赋能激活了边疆生态资源的市场价值。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言：“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哈尼族茶农构建的“生物多样性监测+雨水循环利用”系统，使有机茶亩均收益突破2.8万元，单位产值较传统种植提升40%，生动诠释了自然规律认知与生产力解放的辩证统一。

　　云南省省长王予波在2023年全省生态工作会议上指出：“生态资源是云南最宝贵的财富，必须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其价值转化。”这一论述为边疆生态治理提供了政策导向，推动云南从“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迈入制度化轨道。

二、制度创新的辩证法则：流域治理的协同范式

　　“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马克思的这一哲学思想在金沙江流域治理中得到充分体现。昭通市通过“生态权证交易平台”完成21.6亿元生态产品交易，带动30万群众转型绿色产业，实现水土流失治理率提升23%与农民收入增长25%的协同效应。这一双重考核机制（GDP与GEP）的突破性实践，不仅重构了传统发展评价体系，更印证了列宁关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论精髓。

　　滇池治理则呈现量变质变规律的生动案例。依托2.3万个物联设备构建智能监测网，水质稳定达Ⅲ类标准，消失40年的云南特有物种金线鲃重现，环湖生态旅游年收入突破180亿元。这一过程正如恩格斯所言：“量变转化为质变的关节点，即度，是事物发展的转折点。”从污染治理到生态经济链的延伸，云南以辩证思维破解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二律背反”。

三、绿色发展的矛盾转化：资源型地区的转型路径

　　面对乌蒙山区镇雄县关闭36对煤矿后的转型难题，当地创新“菌林共生”模式，使菌材消耗量降低60%，配套建设的12万亩速生林碳汇基地推动5.2万矿工转型为“生态技工”，人均年收入从1.8万元跃升至4.6万元。这一实践深刻体现了马克思关于“矛盾是事物发展根本动力”的论断——通过化解传统产业与生态保护的矛盾，开辟出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独龙江峡谷的“数字巡护+智慧种植”模式，则在保持97%森林覆盖率基础上建成8.3万亩林药基地，数字经济占比达35%。这一探索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范例，彰显了云南在生态治理中“以技术革命推动生产关系变革”的前瞻性思维。

四、生态文明建设的边疆启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探索

　　亚洲象国家公园构建的“AI监测+生态廊道”系统，通过216个智能基站实现人象和谐共处，沿线群众自发组建32支护象志愿队。这一现象印证了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和解”的愿景，更折射出生态理念向文化自觉的深刻转变。正如云南省委书记王宁在调研时强调：“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价值观的重塑。”  

　　在中老经济走廊建设中，磨憨－磨丁合作区首创“生态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建成43处跨境生物廊道，为327种野生动物提供迁徙保障。这一实践被纳入《“一带一路”绿色发展规划纲要》，凸显了云南在区域合作中“以生态优先引领开放格局”的战略定位。

结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篇章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云南以数字赋能生态治理，卫星遥感与5G监测网络构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监管体系。生态文明建设对GDP贡献率提升至38%，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化逻辑。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未来社会将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矛盾真正解决的社会。”云南的实践正朝着这一目标迈进，以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为理论根基，通过制度创新、技术革命与文化自觉的三重驱动，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了中国智慧与边疆经验。  

来源：西南林业大学

作者：杨 颖

编辑：高丹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