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40人 | 同济大学校长陈杰：服务国家需求，服务上海科创，贡献“同济智慧”--中国教育在线

服务国家需求，服务上海科创，贡献“同济智慧”

服务国家需求，服务上海科创贡献“同济智慧”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专访同济大学校长陈杰

陈志文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

专访

陈　杰

同济大学校长

陈杰，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2014年4月任北京理工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2018年7月任同济大学校长。其研究领域为控制科学与工程，主要研究方向是复杂系统多指标优化与控制、多智能体协同控制等，同时担任“复杂系统智能控制与决策”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四大关键词讲述高校生长力量

陈志文：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再到今天，对您来说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陈　杰：

我印象最深的有四件事。

一是恢复高考。恢复高考改变了27万青年的命运，他们得以有机会走入大学，接受正规的高等教育，后来都成为了国家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和精英。当年，高考录取率很低，100个人中只有4个人能上大学，可以说是人生的转折。我觉得，我是一个幸运的人，是恢复高考这项重大决策的受益者之一。

二是1984年国庆阅兵。1984年在天安门举行的国庆阅兵式全面地展示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各条战线取得的伟大成就，极大地振奋了人心。当时我还是北京理工大学（原北京工业学院）的一名大二学生，作为青年学生方队的一员接受了检阅，并且参加了大联欢。30多年已经过去了，如今回想，当年参加阅兵对我今后成长中意志的磨练有着非常重要且长久的作用。

陈志文：

看到您在讲这段经历的时候，言语依然有些激动，眼睛都在闪着光。

陈　杰：

这确实是我人生中的一段非常重要的经历。

三是香港、澳门回归祖国。1997年和1999年，中国恢复对香港和澳门行使主权，洗刷了近百年来中华民族的耻辱，极大地振奋了民族自信心。香港回归的时候我正在英国访学。

陈志文：

身在英国，您的感受应该完全不一样，真的能切身感受到祖国给您带来的那种自豪感。

陈　杰：

当时我们有好多人一起在英国学习，都怀着对祖国的挚爱，包括一些非常著名的学者。在香港回归的那一刻，我们觉得国家主权、国家地位、国家荣誉在国际上得到了认可。

陈志文：

只有国家强盛才有所谓的主权。

陈　杰：

四是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向世界全面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实力和精神风貌，全面提振了中国人民对未来的信心和坚持改革开放的决心。

陈志文：

您怎样评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陈　杰：

作为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同时也是亲历者，我觉得我国高等教育在这40年里取得了非常大的变化与成就。

对于高等教育而言，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高水平大学建设的系列改革，包括“211工程”、“985工程”；这些年来开展的“双一流”建设。这些重要决策不仅给高等教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机会，使一批大学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同时也使我们更加科学、正确地认识中国的高等教育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的差距。比如我们提出“扎根中国大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就是基于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正确认识。

陈志文：

如果用几个关键词来概括，您认为主要有哪些？

陈　杰：

一是规模。从招生人数来看，1977年高校招生数只有27万人，而2018年全国普通本专科招生790.99万人，是改革开放初期的29倍多。从录取率看，1977年高考录取率只有4%左右，2018年全国高考总体录取率达到81.13%。

二是质量。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不断增加。201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首次突破2万亿元，占GDP比例超过4%。随着对高等教育投入的不断加大，高校师资水平不断提高，学生的学习方式也不断变化，高校办学质量稳步提升。从目前国际上比较主流的几个大学排行榜来看，我们已经有一批高校进入了世界一流大学的前列，这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实现了比较大的飞跃。

三是速度。改革开放后，我们只用了25年，就基本实现了高等学校本科教育精英化到大众化的转变。2002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15%，进入国际公认的大众化阶段。2016年，我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3699万人，占世界高等教育总规模的比例达到20%，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第一大国。2018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8.1%，即将由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迈入普及化阶段。

陈志文：

我国高等教育的办学规模和质量发展十分迅速，所取得的成果放在20年前都很难想象。

陈　杰：

的确。我印象很深，大概在1999年，国家提出建设“985”高校时，清华等著名大学就提出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我当时也曾思考，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得要多长时间才能实现？现在想来，清华大学当时就有了这样远大的志向，并且很早就有了初步的计划。

陈志文：

应该是在2017年，USNEWS把清华大学计算机专业排在了世界第一。

陈　杰：

是的。

四是国际化。一个最具标志性的指标就是大学间的交流合作。教师、学生去国外交流学习在以前是非常困难的，现在可以通过公派、留学基金等多种方式，实现导师间、教师及学生之间的国际交流合作。从本科生开始，到硕士生、博士生赴国外交流学习，以及外国学生来中国交流学习，这些都是国际化的表现。

陈志文：

现在学校间的国际化交流越来越常态化。

陈　杰：

在国际化、校园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方面，同济大学有明显的优势。目前在同济大学学习的国际学生数量很大，已经形成了一道风景线，学校为这些国际学生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

同济是改革开放初期对外合作的第一所高校

陈志文：

从北京到上海，从北京理工大学到同济大学，您觉得两所学校有哪些相似点又有哪些不同点？

陈　杰：

我认为北京理工大学和同济大学都是国内外知名的高水平大学，两校历史都很悠久，都是与祖国同呼吸，与民族共命运，都在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区域重大发展需求中不断发展壮大。两所大学均是以理工科见长的全国重点高校，学科既有相近之处，又各具特色。同济大学在服务国家重大工程建设方面卓有成就，北京理工大学在国家安全、国防建设方面贡献卓著，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陈志文：

在北理工工作的这36年，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记？

陈　杰：

首先非常感谢北理工培养了我、成就了我，从我17岁入校读书到在学校工作的30多年，锻炼了我的意志，让我学会了坚守与执着。

陈志文：

您来到同济大学已经有8个月的时间了，您对同济大学有什么感受或者印象？

陈　杰：

这8个月，我感受到同济大学和北理工有着共同的特质：严谨、扎实、务实、低调。同济大学的特质跟它厚重辉煌的办学历史紧密相关。从1907年建校到现在的110多年间，同济大学始终没有间断过办学，现已发展成为特色鲜明、在海内外有较大影响力的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大学。

陈志文：

这8个月，您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陈　杰：

我认为遇到的最大挑战有三个方面。一是如何快速让自己融入同济大学，与同济的师生一起奋斗；二是如何使同济大学更好地为上海的发展服务，为上海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科创中心贡献同济力量；三是如何实现学校党代会制定的一流大学建设目标。

陈志文：

同济大学的前身是1907年德国医生埃里希·宝隆在上海创办的德文医学堂。

陈　杰：

同济大学与德国的渊源很深。改革开放初期，李国豪校长提出同济大学要实行“两个转变”。第一个转变就是恢复对德交流，由封闭办学向对外开放办学转变。重启对德交流合作，开启了中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一个窗口。

陈志文：

第二个转变是由土建为主的工科大学转向理工为主的多科性大学，这也促进了同济大学的快速发展。

综合发展与“双一流”特色并不对立

陈志文：

现在同济大学比较有优势的学科有哪些？

陈　杰：

目前同济大学比较有优势的学科主要有土木、建筑、规划、设计、海洋、环境、交通、管理、汽车、生命等学科以及相关学科的研究方向。

陈志文：

听到同济大学的这些优势学科，就能看出同济大学与上海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

陈　杰：

同济大学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全面参与了上海市的规划建设与发展，为上海的经济转型做出了相应的贡献。例如，世博会筹办过程中11个大的方面的工作总负责人中，有8个来自同济大学；中国第一高楼“上海中心大厦”的工程关键技术，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是牵头单位之一。

在服务上海发展的同时，同济大学也积极服务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如，同济大学在珠港澳大桥工程中承担了难度十分大的东西人工岛及隧道沉管部分的相关关键技术；为雄安新区、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提供了高质量的规划服务，包括智力支持和技术支持。

陈志文：

“双一流”建设更强调学校的特色。同济大学在土木、建筑等学科优势明显，同时也是一所涵盖工学、理学、医学等10个门类综合性大学。您认为，如何处理好学校的综合发展和特色建设之间的关系？

陈　杰：

目前，同济大学结合自身的学科优势与特色，以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为目标，确定了着力建设的一流学科和一流交叉学科领域。其中，有9个一级学科：建筑学、土木工程、测绘科学与技术、环境科学与工程、城乡规划学、风景园林学、设计学、海洋科学、交通运输工程；有4个交叉学科领域：医学与生命科学交叉学科领域、“微结构模型、功能与应用”交叉学科领域、智能技术与绿色制造交叉学科领域、国家创新发展与欧洲研究交叉学科领域。

综合发展和特色建设不是对立的，而是辩证统一的。只有学校综合水平提高了，特色发展才有更加深厚的土壤。比如，工科的发展必须要有高水平的理科作为支撑，才能聚焦工程中的科学问题，从而取得突破性的原创成果。反过来，各个学科发展都具有特色，都有比较高的水平，形成良好的学科生态，才能支撑学校的综合发展。当然，在特定的发展阶段，根据阶段性的目标需求，学科布局要突出重点、有所侧重，我们学科建设的工作思路是：优势工科引领带动，厚重理科融合推动，特色医科协同驱动，精品文科共享联动，前沿交叉创新互动。

人才评价要以业绩和成果为导向

陈志文：

关于“双一流”，您如何评价？您觉得什么才是一流？评价的尺子和标准应该是什么？

陈　杰：

“双一流”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建设教育强国的重大战略举措，吹响了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集结号。

关于一流，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标准。我个人认为，一流大学应有以下特征：一是全世界优秀学生的向往地；二是全球尖端人才的聚集地；三是拔尖创新型人才的摇篮，有较好的学术声誉与雇主声誉；四是重大科学发现、重大技术发明的发祥地；五是探索世界科学技术前沿问题的主阵地。

我认为，评价“双一流”的尺子和标准还可以进一步调整和丰富，包括人才培养情况、科技产出的情况以及对国家的综合贡献情况等，使评价标准更加科学化合理化。

陈志文：

那么对于人才的评价，您有怎样的看法？现在相对来说比较强调“去五唯”。

陈　杰：

所谓“五唯”，是将量化指标作为对人才的评价标准，是对人才简单的、非科学的评价。去除“五唯”后，对于人才评价来说，我们可能需要一个以业绩和成果为导向的更加科学合理的综合性的评价体系。

陈志文：

业绩的体现不只是科研成果，还要有社会效益。

陈　杰：

是的，立德树人是大学的首要任务。包括教书育人、国家的经济社会效益等。如，取得的科研成就是否满足国家的重大需求，解决了哪些科学方面、关键技术方面的难题。

总体来说，我认为，人才评价要以综合评价为主，把业绩和成果突出出来。

陈志文：

也就是通过多维度来评价人才，那么您认为哪方面更重要？

陈　杰：

作为大学教师，首先是培养人，培养合格的优秀人才，这是首要任务。对于研究型大学的教师，从事科研不仅是解决国家的重大需求，还有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通过科学研究更好地培养优秀人才。

陈志文：

在美国高校，最好的教授一定是既教学，也做科研，不能只教书，也不能只做科研。

陈　杰：

真正一流大学的教师应该是教学和科研同步发展的。

陈志文：

在人才评价方面，同济大学是如何做的？

陈　杰：

同济大学正在全面深化人事人才体制机制改革，遵照“人人成才、分类发展”的原则，实施岗位分类管理和分类评价，构建以业绩、成果为导向的更加科学合理的人才评价体系和以贡献为导向的薪酬体系，激发全员活力和激情，创造“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局面，打造一支与世界一流大学相匹配的高素质师资队伍。未来，同济大学将进一步深化对人才队伍的分类评价、分类管理。建好四支队伍：

一是长聘体系教师为主体的学科专业教师队伍；

二是思想政治素质过硬、理论扎实、作风硬朗的高水平思想政治教师队伍；

三是理论基础扎实、专业技能高超精湛、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教学科研支撑队伍；四是职业化、服务型、研究型、执行力强的管理服务干部队伍。

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特别需要高层次博士

陈志文：

近两年，各高校纷纷建立人工智能学院，各方对此褒贬不一，您对此怎么看？同济大学在人工智能领域，有怎样的布局？

陈　杰：

人工智能是多学科交叉的领域。面向社会需求，培养人工智能的专业人才，这是高校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而做出的重要选择。但是各学校应该正确分析社会需求和本校学科实力，科学制定培养方案，确保人才培养质量，不能一哄而上。最近教育部批准了包括同济大学在内的35所高校建设人工智能本科专业，相信是在认真评估后作出的科学决策。

为了顺应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同济大学结合自己的综合学科优势，抢抓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的机遇，在积极服务上海科创中心的建设中发展壮大人工智能学科。

2018年12月，依托同济大学建设的上海自主智能无人系统科学中心成立。中心将充分发挥多学科优势，集聚上海及全球力量，致力于解决人工智能重大前沿科学难题，培养我国当前紧缺的人工智能高端人才，努力建设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创新中心，助力上海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随着科学中心的成立，我们已同步启动“智能科学与技术”高峰学科的建设，以“人工智能+”赋予传统学科新的发展动能，促进培养具有人工智能基础研究和交叉应用能力的优秀人才，确保其具备持续创新能力。

陈志文：

您的研究领域是自动控制、人工智能，当前非常热门。您怎么看待这一领域的发展？

陈　杰：

不能将人工智能狭义的理解为某一学科或者某个二级学科，它不仅仅是计算机和自动化，它本身就是多学科交叉的产物。人工智能并不是一个新名词，世界人工智能发展史上曾出现过三起两落。

人工智能发展的第一次热潮是在上世纪60年代，但到70年代就衰落了。第二次热潮，一些较为简单的人工智能算法得到了应用，比如神经网络、模糊控制等在电饭煲、洗衣机、吸尘器等家电设备上的应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人工智能的第二次发展。

而现在是第三次热潮，得益于技术与应用密不可分的互为驱动，有四大推动因素。一是快速、大容量计算机的发展，使得计算能力大幅增加；二是大数据的快速发展；三是产业发展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四是一些新的人工智能算法、智能控制算法的运用。

在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发展规划上，我国抓住了时机。国务院2017年7月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科技部正式启动了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设立人工智能应急专项以支持该领域的基础研究，教育部、工信部等有关部委、地方政府也都出台了支持人工智能的诸多举措。我国“举国干大事”的体制优势，加上产业模式创新需求和人才储备优势，共同为我国新一轮人工智能发展提供了强大支撑。

陈志文：

您对人工智能未来的发展有什么预测？有一种说法认为，人工智能过一段时间，可能又要进入一个瓶颈期。

陈　杰：

我个人的看法，是不能急于求成、急功近利，人工智能真正显示出其强大力量还是应该静观十年。

人工智能的发展之所以经历三起两落，我认为根本问题是其基础性、本源性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在这方面的投入和关注度都不够，我国现在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去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和趋势进行了第九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中指出，人工智能具有多学科综合、高度复杂的特征。我们必须加强研判，统筹谋划，协同创新，稳步推进，把增强原创能力作为重点，以关键核心技术为主攻方向，夯实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支持科学家勇闯人工智能科技前沿的‘无人区’，努力在人工智能发展方向和理论、方法、工具、系统等方面取得变革性、颠覆性突破，确保我国在人工智能这个重要领域的理论研究走在前面、关键核心技术占领制高点。

陈志文：

能用通俗的语言给大家介绍一下您的专业研究吗？

陈　杰：

我主要研究“多智能体协同优化与控制”。何谓智能体协同？举个通俗的例子，“一间屋里有8个机器人要同时出门，它们的最高境界是实现自主协同，谁负责开门，谁请‘女士’优先，谁关灯，谁最后锁门，彼此默契而有条不紊”。

目前我们已基本能实现多个机器人运动体在室外一定复杂情况下，能有效自主协同，共同完成某个特定任务。我们正在研究如何满足在更加复杂、开放环境下，如遮蔽、障碍、山地等强约束条件，实现多智能体协同，并在关键环节将人的意图映射为数学模型，实现人与机器的共享控制。

陈志文：

您觉得，人工智能产业真正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陈　杰：

人工智能本身就是多学科交叉的产物，如果中国的人工智能研究想走在世界前列，高校一定要加强人工智能相关领域复合型人才的培养，特别是高层次的博士生。

推进人工智能领域与土木、交通、机械、测绘、车辆、建筑与城市规划、设计、环境、海洋、管理等传统优势学科以及医学、生命科学、法学、人文社会科学等新兴学科的交叉融合，将成为引领同济大学未来快速发展的抓手之一。

陈志文：

2018年，“环同济知识经济圈”产值达到了415亿元。您怎么看待该模式的发展？自上世纪80 年代发端至今，“环同济知识经济圈”为产业、学校、区域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都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陈　杰：

“环同济知识经济圈”是同济大学优势学科和科教资源外溢，将学科链、技术链对接产业链，与校区所在的杨浦区“三区融合、联动发展”的城区发展理念共同孕育出来的丰硕成果。环同济知识经济圈创造了“政府引导、学科支撑、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的产业发展新模式，已成为我国依托大学知识溢出优势、促进区域产业集聚及经济发展的成功案例。

环同济知识经济圈核心区域总产出以每年近13%的速度稳步增长，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创时的10亿元增加到了2018年的415亿元，产业载体面积达到100万平方米，到“十三五”末力争实现500亿元总产出的目标。其中，以建筑规划设计为主导产业的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列。

陈志文：

这实际上就是高校支撑、服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典型的例子。

大学的校长应该是政治家、教育家

陈志文：

您更喜欢别人称呼您为陈老师、陈校长还是陈院士？

陈　杰：

我更喜欢别人叫我陈老师，因为教师可以做一辈子。我跟自己的团队老师、学生说，只能叫我陈老师，不要叫行政头衔，更不要叫院士。

您认为教师、科学家、校长，这三个角色之间有什么不同？

我觉得各自的责任不同，要求也不同。我个人感觉和体会，当校长的责任更大，压力也更大，做个好校长首先要做个好教师，而作为研究型大学的校长，最好还要是一个学术水平比较好的学者。与一般的培养人和一般的科技工作者不同，校长要有更高更严格的要求。大学的校长应该是一个社会主义政治家、教育家。

陈志文：

2018年，您荣获“何梁何利奖”。您是一位科学家，也是一位高校校长。对您来说，这两个角色分别意味着什么？您认为，一名好校长需要具备哪些方面的素质？

陈　杰：

做科学研究是我的兴趣，科学家的使命是探索人类未知的科学领域，开发促进人类进步的科学技术。而大学校长则服务于一所大学，也是领导一所大学，完成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根本任务。科学家和大学校长对我而言，都是非常崇高的工作，都要担负重大的责任。

我认为一名中国高校的好校长，需要具备以下方面的素质：

一是正确的政治方向。要按照社会主义政治家和教育家的要求，坚决贯彻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是深厚的教育情怀。要从内心热爱教育事业，熟悉教育规律，拥有正确、先进的教育理念，能够根据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变化，及时发现学校在人才培养中面临的问题，调整培养方案和教育教学方法，始终保证学校人才培养的质量处于较高水平。

三是深邃的战略眼光。熟悉国际国内社会科技经济发展形势和高等教育发展趋势，根据学校特点提出适合学校发展的战略目标和实施路径，使学校各方面的发展走在高校前列，并为未来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四是出色的管理能力。具有丰富的管理学知识，通过改革学校管理体制机制，调动各方积极性，凝聚共识，团结各方，顺利完成各项工作部署，与学校上下共同为了既定的目标而共同努力，为师生安教乐学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氛围。

五是强大的人格力量。对自己要求严格，以身作则，能够以自己的人格力量去感染学生、感染教师、感染干部，得到他们发自内心的尊敬，从而带动学生勤奋学习、健康成长，教师孜孜不倦、教书育人，干部爱岗敬业、做好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