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大光:
关于这个话题,我想到了最近刚刚完成的一篇长文,题目就叫《什么是好大学》[1],该文已经在学术期刊《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8年第四期发表。在这篇文章中,我回顾了自己40年来在不同阶段对大学认识的变化。
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份的变化、阅历的增多,实际上我对大学的认识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在不同阶段对大学的理解与认识也是不同的,它是一个“进化”的过程。
我是以知青身份考入大学的,有从“地狱”到“天堂”的感觉,回想起来,在知青时期看大学是“期待的多,真正了解的少”。
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初入学,我就读于辽宁第一师范学院(现沈阳师范大学,简称沈师)。那时在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眼里,大学应该没有太大的好坏之分。如果在参加高考时,问我什么是好大学,答案一定是所有的大学都好,能上大学就是“好”。
我读本科时,沈师的硬件跟今天比较相差甚远,不可同日而语。当时沈师的整体条件略好于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但大家读书学习的劲头十足,从未抱怨过艰苦简陋的读书环境,思想的火花在穷屋陋室熠熠生辉,每个人都过得十分充实,积极向上,是属于那个年代不可复制的快乐与美好。
1985年,我考入沈师成为了一名硕士研究生,进入了教育学研究领域。当时沈师的教育学科,在全国都有较大的名气,有几位在全国知名度很高的学者,乃至于当时北师大、华东师大的研究生访学,沈师都是他们的一站。
1986年秋,我第一次跟随导师访学,由东到西,从南至北,走访了中国七、八所大学,有兰州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等。此行走访的大学,除了校园大一些之外,并没有强烈感觉到这些学校与沈师之间有多大差别。
1987年9月,我考入厦门大学,成为一名博士研究生。来到厦大,就被她的美丽校园震惊了,临窗听涛凭栏观浪,长空湛蓝闲云淡淡,彷佛世外桃源,绝佳的读书圣地。那时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原来就读的沈师根本不叫“大学”,不像“大学”,厦大才是真正的“大学”。以至于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羞于说自己毕业于沈师。
尤其在读博的日子里,有了更多机会跟随潘懋元老师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高水平大学,有幸结识了国内许多的教育学大家。正是在这样的学术熏陶中,我对不同大学、不同教师的水准有了基本判断。
当然,毕业参加工作之后,随着阅历的增加,我对大学的认识又发生了变化。1994年10月份,在“香港大学毕业同学会奖学金基金”的资助下,到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学者,该校的书院制、导师制、学分制、讲习教授制、通识教育、毕业典礼穿学位服拨流苏等,许多做法令我耳目一新,几乎都是第一次看到,从书本中来到了眼前。
在香港访学期间,我做的研究课题是“香港地区大学教师的薪酬研究”。这时才发现,当时香港高校的教师工资居世界第一,香港高校的老师,包括讲师和助教在内,年薪最低的是40万港币左右,高的则可以拿到百万年薪。
1995年9月,在“中英政府友好奖学金”项目的支持下,我来到英国利物浦大学(1881年创办,属于英国红砖大学)做访问学者。和香港的大学相比,利物浦大学显得更古老沧桑一些。
在利物浦大学教育学院访学期间,英国大学的“Tea Room”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每天上午9-10点和下午3-4点,教师们在“Tea Room”喝茶吃点心,畅聊学术,享受一段美好的“Tea Time”。这个阶段我发现,原来香港及英国的这些好大学这么有钱,以至于当时就有个判断,即“好”大学就是用“钱”堆出来的。
1997年我工作调动到了厦门大学,实现了心向往之的好大学之梦。2002年9月,获美国富布莱特基金会的支持,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做了一年访问学者;2003年9月,开始在厦门大学教务处做管理工作;2007年9月走上学校管理岗位,分管本科和研究生的人才培养以及国际交流,既有了许多现实问题的困惑,也有了更多的机会去看世界大学。
随着阅历的逐步增多,再加上10余年的管理工作,使我对大学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开始明白“钱”只能堆出大楼之大、校园之大,却难以堆出内在的涵养与文化,大学文化才是一流大学的灵魂所在;好大学既是钱堆出来的,也是长期的历史积淀出来的,更是一代代后人传承下来的。
与今天谈的话题也一样,实质上,在我人生的不同阶段,随着年龄、角色、经历、阅历的变化,我对高等教育的看法和判断是完全不一样的,会变得越来越深刻。像我们专门研究高等教育的,得拿显微镜看高等教育的发展,这样才能看得更清楚。
邬大光:
是的。我认为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是要肯定的,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为高等教育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所取得的成就与变化令人炫目:
快速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后期,毛入学率从1978年的0.4%上升到了2018年的48.1%;在校大学生数世界第一,毕业率世界第一,就业率世界第一,博士生规模世界第一,专业数世界第一;
国家教育财政拨款达到了4%,高校生均拨款基本实现了1.2万;恢复了民办(私立)高校,首创了独立学院,引进了中外合作办学,走出了国门办学;几乎每所高校都建了新校区,南方的高校都有了空调,中部的高校都有了暖气,每位教师有间办公室不再是奢望;
传统的教研室——系(所)二级管理体制变成了系——学院——学校三级体制;许多城市有了大学城,部分高校有了多校区和异地校区;
本科评估、学科评估、专业认证成为常态,外部质量监控开始向内部质量监控转向;加入了华盛顿协议,开始接受国际专业论证;PPT取代了粉笔,慕课翻转课堂智慧教室开始成为新宠;
世界各种大学排行榜、学科排行榜、自然指数等,都出现了中国大学的名字,高校和学者对国际标准不再陌生,甚至捻熟……
毋庸讳言,过去40年,是中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40年,是巨变的40年。接受高等教育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享受高等教育发展的红利。
但是高等教育走到今天,只讲成绩是不够的。过去的人大多把读大学看成自己的私事,然而就国际经验来看,西方国家都把大学看成是国家建设的一部分。在民族国家崛起的过程中,大学要承担国家和民族崛起的使命和责任,不管是德国的大学还是美国的大学都是如此。
谈及我国大学的崛起和今天的现状,不得不提的一个关键起点就是清末民初。那个时候清华大学、厦门大学都把“自强不息”作为校训,南开大学的张伯苓校长也强调自强不息。
那时的中国国力孱弱,大学作为国家崛起的一部分都在讲自强不息;这种呐喊不仅仅是张伯苓、陈嘉庚、蔡元培、梅贻琦等人的呐喊,也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一种民族性呐喊,这种现象在大学中表现的尤为明显。但遗憾的是,在那之后,自强不息的民族性呐喊以及大学精神是越来越弱的。
邬大光:
的确,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历史,也就是一百年余年,我们国家历届政府领导人,包括现任的习总书记都在讲,大学如何承担起国家和民族的责任?
我们一直都希望中国大学能够走向世界前列,但是一百年下来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虽然我们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都是跟自己比,跟过去比。而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我们的大学还存在不小的差距。
那可能大家会问,究竟到什么时候我们的大学能成为世界最好的大学?在我看来,至少是在中国的大学都平均发展了五十年至一百年左右的时候。
当然,把我国大学的时间线拉长之后,我会觉得现在的压力更大、责任更大、使命更大。但这个共识已经有了,当下的核心任务是高等教育要怎么更快更好发展。
邬大光:
我很同意你刚才所说的这句话。实际上,当我们把高等教育的历史线拉的更长时,就越能感受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的沧桑与艰难,因此历史责任感也就会更重。
比如说,很多大学的校训和校歌都强调砥砺前行、薪火相传、创榛辟莽,如果这些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或者纸上,我是没有多大感觉的。但是当我开始去了解中国高等教育的百年史,尤其是中国高等教育一百年发展历程中的四次大迁徙时,我才理解与感受到原来薪火相传、砥砺前行、辟臻创莽是如此的真实与具体,自强不息又是如此地铿锵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