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强，不计较

　　“母亲这辈子，不是什么女强人，更不会轻易发怒，但她的心特别坚强。”杨中强称。

　　1955年，夏玉芝的丈夫杨玉林肝癌去世。最初，夏玉芝只是说，“父亲的病很难治，要送到西山疗养。”直到一年后，夏玉芝才和女儿说，“父亲已经一年没回家了，你们不给他写封信吗?”

　　两个女儿将一年来的变化全写下来。信写完了，夏玉芝说，信烧了，父亲就能看到了。

　　直到这时，两个孩子才知道父亲离世的消息，“她就是不想让我们自卑，在外面受欺负。”

　　杨中强说，母亲有明确的生活目标，“她拼了一辈子”。90岁时，老人仍然翻译法律书籍，住在医院里两个多月，家人都很担心，母亲却说，“我死不了，你们放心吧。”

　　“文革后夏老师回学校工作，当时年纪很大了，但她没有一丁点架子，见到晚辈特别亲近。”曾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学院院长的潘寿君回忆，那时两人共同在亚非语系工作，夏玉芝主要负责日语教材的编写和翻译，平时话不多，但见到同事都会很礼貌地打招呼，“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在日本留学过的。”

　　潘寿君说，和很多老教师一样，夏玉芝的身上有着明显的留学国家的文化烙印，但也有着骨子里的内敛和谦逊。“我从没有看到过她对任何人发号施令，也从没有看到过她对人发怒。”

　　杨中强说，小时候调皮，有一次，她决定躲在院子里“吓一吓”母亲，当自己从黑影里蹿出来时，母亲惊慌中把一锅滚烫的小豆汤洒在了脚上，“两只脚裹了几个月的纱布，直到老了还留着疤，但从没责备我一句。”

　　杨中强说，晚年的母亲对编译法律书籍情有独钟。90岁时，夏玉芝仍然翻译法律书籍，经常让女儿帮忙联系国内的出版社，想再出版一些国内没有的法律文献，但直到去世，家里还留存着大量没出版的手稿。至今国内很多法学专业人员在撰写的论文中，还时常引用着母亲翻译的日本法律经典书籍。

　　难舍故国情

　　在夏玉芝年少求学过程中，当时在大连如果填写“满洲国”国籍，可不通过考试领取日本国费直接赴日留学。但夏玉芝坚持中国国籍，凭着成绩优秀，参加了留学日本的考试。留学期间，夏玉芝曾因多次拒绝参加侵华庆祝集会而被孤立为“反满抗日分子”。回国后的夏玉芝，更是将自己的家作为活动基地，印刷抗日刊物等。

　　晚年在日本，夏玉芝加入一些亲中民间团体，作为无偿的社会贡献活动，不仅帮助来日本的中国留学生，还教日本人中文，普及中国文化。汉语课每周两次，虽然学生只有几个人，但夏玉芝每次备课都很认真，“她当时已经80岁了，经常备课到很晚，讲完课后，明显能感觉到她那种满足感。”

　　上世纪90年代，两个女儿在日本定居，年近八旬的夏玉芝赴日投靠女儿。按照公安部门的解释，国内在1991年左右出台规定，凡出国探亲者户口都要注销，直到本人回国补办才能恢复户口。

　　2013年，杨中强得知母亲户口被注销，立即回国补办，但被告知必须本人办理，“当时母亲已经99岁了，走不动了。”

　　夏玉芝刚到日本那几年，日本法务省的官员了解到了她的经历，把电话打到家里，问她愿不愿意入日本国籍，夏玉芝听了一笑了之，“我要是入了日本国籍就把这辈子的经历全抹了，我要保持晚节呀。”

　　杨中强说，母亲最喜欢的歌是《南泥湾》，还有一首叫《旅愁》的日本童谣。“90岁以后，每当听到这首童谣，夏玉芝都会默默掉眼泪，童谣里唱着，“不舍的家乡不舍的双亲，浮上心头的是林子的树梢;风雨透窗，迷茫的心在遥远的彼方。”(记者 贾鹏)

　　寄语

　　亲爱的妈妈，您是大海，包容了我的一切;您是太阳，照亮了我的一切。我永远怀念您。 ——女儿杨中强

　　亲爱的姥姥，人生有限，您对我的爱无限。您对我的爱和教育是我今后人生的支柱。您一直活在我心里。 ——外孙女毛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