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008年小张的儿子小升初，她按规定参加了划片就近入学的电脑派位。等录取通知发下来，她一下儿就懵了！儿子被分到学区内一所最差的中学。这时她也只好自我劝解：只要孩子争气，好好学习，以后凭本事考进好高中，不耽误上好大学。
她给儿子报了一对一辅导，学费最初100元/小时，后来变成了300元/小时。一发工资，她就得赶快给儿子续学费。数量可疑的补习费立刻让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XX起来。好在天道酬勤。儿子考上了海滨区的一所区重点中学，可是很多家长看不上区重点。但这个区重点是怎样考上的。只有她和儿子知道！接到通知书那天，她忍不住嚎啕大哭……虽然进了区重点，但成绩在班里却也不占优势。老师说他底子太薄了。同班的大多是报考市重点落下来的孩子。用同事的话说。小张的教训，可谓“血淋淋”。
6.2013年5月2日，南京。“五一”小长假结束了，一位六年级小学生还没写完作业。凌晨4点，他开始忙碌。黎明时分，家长发现他在楼道内用围巾上吊自杀了。写不完的作业，成了这名少年死亡的直接“杀手”。无独有偶，另一名跳楼自杀的孩子，被救醒后的第一句话是：“妈妈，我不想上学了，作业做不完啊。”
去年暑期，湖北宣恩一中还在补课。部分学生因心生不满，将书本从教室往楼下扔，继而发展为撕烂书本漫天纸悄飞扬。宣恩一中校长说，今年暑假能放20多天，在全州重点高中里，“补课时间已经是短的了”。类似“毁书”的事情并不是新闻。“毁书”所折射的，正是应试教育带给学生的“辛酸”、“苦楚”和巨大压力。
1955年，教育部发出了新中国第一个“减负令”--《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据统计，在近60年里，“减负”被国家教育部门喊了9次，各地的“减负令”多得数不清，其结果却是：学生的课业负担越来越沉重。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对此提出尖税质疑：我们的教育部门都在干什么？60年的贯彻落实就是这样的结果吗？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研究发现，1999年以来，中国中小学生的睡眠时间在持续减少，“学习日”近八成学生睡眠不足，周末也有超过七成睡眠不足，而长期睡眠不足，损害的不仅仅是孩子的身体健康，还会带来长期的精神创伤和人格障碍。
7.“教育改革要解决的莫过于‘减负’和‘择校’两大节点”。在某省教育厅L副厅长看来，择校热，反映的是社会公平问题，那些没有“条子”、“票子”的家长只有通过给孩子“增负”的方法为孩子争取一个理想的学习机会，所以说“择校”成为增加学生课业负担的主要推手，“择校”问题不解决，现有动力机制不改变，“减负”只会越减越重。所以，只有推行适度教育、个性教育，教育才能真正挖掘和发挥人的力量。
在谈到“减负”越减负担越重的问题时，某学校校长Y说，从历史发展的维度看，60年来的“减负令”基本沿袭的是自上而下的路径，聚焦于学校教育本身。从“减负”的主要措施看，历年来的“减负”基本如果用历史的和发展的眼光看，无论各个学校X行的“减负”措施多么有效，只要当家长和学生重新面对激烈的升学竞争和就业压力X所有举措都立即变得“苍白无力”，甚至越减越多，于是“减负”工作逐渐演变成“X担过重--减负--负担更重--再减负”的怪圈。
8.去年8月22日教育部发布《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征求意见稿）》，其中一条看起来“大快人心”的规定--小学一至三年级不布置书面作业，竟然遭到最多的反对，充满戏剧性，在收到约近6000条意见中，90%不同意小学阶段不留作业。面对汹涌的民意，教育部关于作业的规定变成：“减少作业。一至三年级不留书面家庭作业，四至六年级X将每天书面家庭作业总量控制在1小时之内，要积极与家长互动。指导好学生的课外活动。”
不留作业，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真的能减下来吗？答案是否定的。“学校规定说不让学生把书包带回家，家长就去学校X书。或者买一套教材放在家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基础教育处处长倪闽景说的不是笑话。而是真事，教育系统为学生减负，家长那边却带着孩子补课。买习题书。自己给自己的孩子加玛，可怜父母心，倪闽景说，家长的做法是现实的选择。但社会对于教育需要一场启蒙运动。家长也需要明白教育本身的规律。
“不是每个孩子都一样，人是有差异的。人的智商也有差别。同样的作业，有的学生觉得不多，有的做得慢，就感觉太多。压力太大。”倪闽景的说法恐怕很难被一些家长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