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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

　　一、“五一六通知”引发全国内乱

　　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党内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思想越来越严重。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认为中央出现修正主义，党和国家已经面临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为此，他想通过发动“文化大革命”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当时，林彪、江青、康生一伙野心家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毛泽东的错误，从而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1965年冬，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写的《海瑞罢官》。这一批判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1966年夏，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共中央先后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十一中全会，发出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这两个文件认为在文化领域和党、政、军各个部门都混进一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斗争。这两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组成的中央文革小组，成为“文革”的实际指挥部，他们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二、“全面夺权”和二月抗争

　　1967年1月，由张春桥、姚文元等筹划，以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一批造反派组织，夺去了上海市党、政各级领导权，即所谓“一月革命”。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上海夺权。接着在很短的时间内，掀起从中央各部门到地方各级党政部门，以至军队和各行各业的全面夺权风暴。各造反派之间为夺权展开激烈的斗争。许多地方发生武斗，党政领导机关陷入瘫痪，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全国陷入空前的混乱之中。

　　面对这种形势，1967年2月，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陈毅、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挺身抗争，力图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江青一伙诬之为“二月逆流”，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的罪名，组织对他们的围攻，进一步打击迫害老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