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3年1月13日，我们最敬爱的郝克明先生与世长辞。郝克明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教育战略家，长期致力于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和重大政策的研究。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郝克明和汪永铨等老一辈教育学人在北京大学重新创建教育学科。之后，她到教育部参与国家宏观教育政策研究，先后创办了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亲自参与了一系列国家重大教育政策的研究和制定过程，对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为了寄托哀思、感念恩泽、追慕风范，教育学院推出部分文章和师生感言，深切缅怀我们最可敬可爱的郝克明先生。郝克明先生千古！

郝克明先生的忧与乐

文东茅

　　这些年我一直在研究和推动幸福教育，更多地转向关注人的生命状态。在与老师、同学们交流时，我曾问过大家：“你们觉得孔子的一生幸福吗?”很多人说孔子怀才不遇、颠沛流离、早年丧父、晚年丧子，并不幸福；也有人说孔子是幸福的，因为他开创儒学、弟子三千、思想千年流传。我也问过大家：“你们觉得王阳明的一生幸福吗?”同样有很多人认为王阳明疾病缠身、受尽诽谤、英年早逝，并不幸福；也有人认为王阳明是幸福的，因为他生于状元之家、战无不胜、开宗立派，成就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大家都只能以自己的标准去揣测，并不知道孔子、王阳明自己的感受，所以也没有定论。

　　谁是幸福的?怎样才能幸福?郝克明先生不仅是我的博士论文导师，也是我心目中的高人、智者，是我最敬重的人生导师。为了解惑，也出于好奇，我曾带着类似问题问过郝老师本人。2020年教师节，我和几位北大教育学院同事一起去她家看望她，当时她已经87岁，身体已略有不便，但思维清晰，热情洋溢，与我们交流了两个多小时，从她的求学、研究、与老友的交往到对时事、教育的评论以及对我们的要求、嘱托等，几乎无话不说。记得在结束交流前，我特意问了她：“郝老师您觉得自己的一生幸福吗?”她几乎毫不迟疑地回答道：“我觉得我这一生是幸福的，因为我不只是为自己而生活，而是始终在为国家教育事业努力奋斗”。听到这话，我并不意外，但仍然多少有些惊讶。不意外的是她说自己一生幸福，意外的是她给出的幸福的理由。

左二为郝克明，右一为文东茅

　　是呀，从常人的角度看，没有理由说她不幸福。郝老师出身于书香门第，求学北大，婚姻美满，儿孙满堂，健康长寿，聪明智慧；她事业有成，领导恢复了北大教育学科，创建并长期领导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开创了中国宏观教育发展战略研究，作为重要负责人参与了教育体制改革、教育结构调整、学习型社会建设等多项国家重大教育政策的制定；她著作丰硕，享誉中外，研究成果多次获得国家级一等奖，被教育部授予全国教育科学研究“突出贡献奖”，获得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颁发的“教育与人类发展杰出贡献奖”。但是，她对所有这一切只字未提。不是说这些不重要，而是因为她最看重的人生意义、价值主要不是来自这些方面，她的幸福不在于自己功名的获得，而是源自为国家、为社会不断的奉献和奋斗。

郝老师荣获“教育与人类发展杰出贡献奖”

　　她的一生确实始终在为国为民而不懈努力。从“六五”到“十一五”期间六个“五年计划”，她每个时期都至少主持一个国家重大教育科研项目；53岁推动成立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并担任中心主任；72岁推动成立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并担任会长；86岁还多次赴上海等地参加课题研究和评审。2004年，她曾说：“我今年已经七十一岁了。但是，当我在学校的课堂上、校园里，面对着一个个天真活泼的孩子对学习和求知的渴望和期盼，当我面对着拥有世界上最大教育资源的神州大地上许许多多教育改革的新生事物，当我面对着每天都在不断涌现的、需要研究解决的新的挑战和新的问题，我经常有一种激情在涌动。我想，只要我的身体不倒下去，我对新的知识的学习、我对教育的追求和探索的脚步，就不能也不应当停止。”她确实说到做到了。

　　她为什么要如此拼搏?是为财吗?权吗?名吗?显然都不是，这些中该有的她都有了，而且她都从不看重，也早已看透。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授予她“教育与人类发展杰出贡献奖”，这是该院颁发的最高奖项，每次全球仅一人。对此，郝老师就非常清醒地指出：“我认为这不仅是授予我个人的，也是授予我们伟大祖国教育科学工作者的荣誉。我想，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之所以决定把这个奖章授给一个中国的教育科学工作者，主要是由于我和我的同行们所从事的教育和教育科学工作，是直接关系我国亿万儿童和青少年的发展和未来，关系中国和人类发展命运最重要的伟大事业。”这不是谦辞、套话，而是她的真实心理和认识，她确实就是始终把自己的工作、生命与亿万青少年的成长、与国家甚至人类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郝老师是一个真正胸怀天下、忧国忧民的人。而这正是她主动担当、不懈奋斗的磅礴的动力源泉。

　　以我的观察和了解，郝老师的一生其实一直是“忧心忡忡”的。她曾引述历史学家奥斯卡·韩德林的话说：“我们这忧患的地球再也承担不起禁锢在象牙塔里的奢侈研究了。学术必须证明自己的价值，不是以其自己的标准来证明，而是通过对国家和对世界的服务来证明”。出于对象牙塔中的学术研究价值的担忧，她在年近五十时离开北大，前往教育部政策研究室开启宏观教育政策研究这一新的职业生涯；由于担忧“就教育论教育”的局限和政策、研究的支离割裂，她大力推动对教育系统的宏观战略研究。由于担忧高校人才培养不能满足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她开展了“中国高等教育结构研究”“应用学科高层次专门人才培养途径多样化研究”；由于目睹各级各类教育缺乏有效连接沟通，心痛于孩子们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她开展了“当代中国教育结构体系研究”；由于担忧独生子女的素质和教育问题，她开展了“独生子女群体与民族竞争力研究”；由于担忧国家错失信息技术变革引发教育革命的良机，她大声疾呼并不断推动网络教育和开放大学的建设；由于担忧普通教育与继续教育二元分割，担忧终身学习不被重视，她在耄耋之年投身于“建设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的研究”。她担心学术研究脱离现实、缺乏说服力，所以在每项研究中都特别注重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国际比较；她担心课题结题、著作出版之后研究成果被束之高阁，所以总是不断上下求索，不仅向政府部门和相关领导呈递政策建议报告，也不断推动高校、行业、城市和区域开展教育改革试点；她担心研究论文、著作和政策报告的质量，所以总是亲力亲为、夜以继日，长期在失眠和疾病状态下伏案工作。

　　正因为有如此多的对国家和社会的“担忧”，她才没有时间、精力和心思为自己担忧，她也从不畏惧艰辛、困难、挑战、权威和权势。梁启超在《最苦与最乐》一文中说：“那仁人志士的忧民忧国，那诸圣诸佛的悲天悯人，虽说他是一辈子感受苦痛也都可以，但是他日日在那里尽责任，便日日在那里得苦中真乐，所以他到底还是乐，不是苦呀！”我想这话用在郝老师身上也是完全合适的。郝老师的成功、荣誉和幸福就是来自于她的忧国忧民、悲天悯人、自觉担当。如此看来，郝老师的一生确实是幸福圆满的，她不仅获得了所有常人期盼的“甜中之乐”，也得到了常人难以理解的“苦中真乐”。由此，我也更理解了她的忧与乐，她的奋斗与付出。

　　郝老师曾对我们说：“没有对教育事业的满腔热情和对科学的献身精神，没有对真理的渴望，没有不辞劳苦、不怕困难的奋斗精神和严谨扎实的学风，要想在教育科学研究领域取得成就几乎是不可能的。” 美德才是成功的关键，这绝不是说教，而是她整个人生经历的真切体证。我很好奇的是：为什么郝老师会具备如此广阔的胸襟和崇高的美德?在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认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她所处的位置，因为她一直在教育部工作，担任的是“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和“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的会长。直到有一天我读《大学》，才知道“克明”二字源自《尚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看来，郝老师是带着“克明俊德”的崇高天命而生，也应该是带着“平章百姓”“协和万邦”的尽责心安而去。她的一生，真实地展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风范、大人之道。

　　每一次永远的告别都是一堂深刻的生命教育课。感谢郝老师的教导，您用自己的一生言传身教，告诉了我们何为真正的幸福、何为有意义的人生。请您放心，“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也已经化为我辈和后辈们的初心和使命，教育一定会更美好，人民一定会更幸福。老师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