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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藏高原5000米的雪山之巅，一位来自大巴山深处的学者，用半生时光书写着与高原植物的不解之缘。成都理工大学地理与规划学院副教授石松林，以亲身经历诠释了科研工作者的使命与担当。从巴山蜀水到世界屋脊，从课堂启蒙到科考一线，他的脚步始终紧扣国家战略需求，在追寻植物奥秘的道路上，致敬前辈、勇攀高峰。
巴山少年与植物学的初遇
1986年，石松林出生在四川巴中市雪山镇，一个群山环绕的小镇。大巴山的自然环境赋予他对山林的亲近感。进入成都理工大学后，他在植物学课程中第一次系统认识了家乡山上的植物——马尾松、柏木、桤木……这些熟悉的植物成为他理解家乡、理解自然的起点。
真正改变其学术轨迹的，是老一辈科学家口述的首次青藏科考史。课堂上，老师们讲述20世纪70-80年代首次青藏科考的往事，让他第一次意识到“植物标本背后是国家科学空白”。此后，老一辈科学家在雪域高原写下的“冰川上的最后一封信”“帐篷里的百家衣”等故事，成为他后来在课堂上反复向学生讲授的“活教材”。
把课堂故事变成脚下泥土
2019年，国家启动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勉励新一代科考队“发扬老一辈科学家艰苦奋斗、团结奋进、勇攀高峰的精神”。感动转化成行动力，石松林主动请缨承担自然保护地珍稀濒危与特有保护植物现状科考子专题。
五年间，他带领团队累计完成9773个珍稀植物分布点位调查，采集27833根木本植物年轮样芯。“看到水母雪兔子重新绽放、西藏红豆杉恢复结实，那种喜悦无法言表。”石松林说，这既是对前辈的致敬，更是守护高原生态的接力。
水母雪兔子（Saussurea medusa）
绵头雪兔子（Saussurea laniceps）
野外艰辛与现代变化并存
高原科考的艰辛远超想象。旱蚂蟥叮咬、蜱虫侵袭、暴雪围困……石松林与团队在“无人区”与天险博弈。现在的他，已经能凭气味预判熊的距离，也能通过藏狼眼神判断其意图。为抵达之前记录的濒危植物点，他多次单人穿越千仞绝壁，“危险的地方只能自己去，不能把学生置于风险”。同行教师因过敏需手术缝针仍坚持出队，并说出“下次还来”，这种“明知危险却义无反顾”的科研韧性，正是老一辈科学家精神的延续。
与此同时，现代科技也为科考注入新动能。15年间，石松林亲历了藏区基础设施的显著改善：木板房变为石楼房，道路通达森林边缘，无人机、激光雷达等现代设备极大提升了科考效率。
“年轮”与“影像”里的高原变迁
第二次青藏科考不仅延续了首次科考的“发现”使命，更聚焦于“变化”。石松林团队的研究成果已成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的重要基础数据。目前，2万余个年轮样品已用于“年轮学”研究，20万张影像资料记录了高原生物多样性的壮美与脆弱。青藏高原生态系统整体趋好，但“亚洲水塔”正变暗，极端气候事件频率上升，这将对高原植物生长与生存带来深远影响。“我们的工作，任重道远。”石松林说道
科研之路，薪火相传
从大巴山到青藏高原，一名“山里娃”用15年为我们展示了从“听故事的人”到“写故事的人”的完美转身，他的科研轨迹映射着中国生态研究的跨越式发展。正如他所言：“参与第二次科考，既是对前辈的致敬，更是一场科学信仰的朝圣。”石松林用自己的脚步丈量高原，用数据与影像记录生态，用教学与传承弘扬科学精神。他的故事，是中国科研工作者坚守初心、勇攀高峰的缩影，也是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的生动写照。随着第二次青藏科考进入成果集成期，更多“石松林们”仍在路上——把家乡情结转化为国家需求，把个人脚印延伸为时代坐标。
作者：曾灵 张凤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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