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6年科普博主“耿同学讲故事”在社交平台持续发布学术打假内容

　　2026年初夏，一个名叫“耿同学讲故事”的账号，让中国学术圈陷入了巨震。这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博士肄业的95后，用几段短视频，实名举报了多所顶尖高校的院长、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杰青”)、长江学者涉嫌论文图片造假。随着各高校陆续公布调查结果，事件持续冲上热搜，主流媒体争相跟进。

　　这一切并非没有前车之鉴。早在2017年，就曾爆发过震惊国内外的《肿瘤生物学》107篇论文集中撤稿事件，科技部随即会同教育部等部门成立联合工作组，对107篇论文逐一彻查;此后数年，国家层面的专项整治行动从未停歇。

　　然而，警钟并未唤醒足够的敬畏。近十年过去，造假并未停止，手法甚至更加肆无忌惮。

　　2026年春天，一个退学博士用几个视频，再次将这个问题推到了公众面前。

　　当舆论的目光聚焦于“谁被查了、谁被处分了”的时候，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却更应该被追问：为什么这些顶着最耀眼头衔的学者，要冒着身败名裂的风险去造假?为什么这件事需要一个退学博士来捅破，而不是被学术体制本身发现和纠正?

　　一个退学博士，为何能做到体制做不到的事

　　耿同学的打假工具并不神秘：AI图像比对工具、统计学分析软件、公开可查的论文数据库。他在举报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王平时，指出那篇2025年发表于《Nature》的论文中，196只实验小鼠的体重数据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且整列数字末位几乎全为“5”，两列数据相差恰好0.3——这在真实的生物实验中几乎不可能自然发生。 这类异常，任何具备基本统计学常识的人都能看出来，问题在于，在他之前，没有人去看，或者说，没有人愿意去说。

　　这恰恰反衬出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在他之前，这些问题不是不存在，而是没有人去捅破。期刊编辑、同行评审、所在高校、主管部门——这条本应层层把关的学术链条，在实践中出现了系统性的失灵。

　　从技术层面看，图片造假是生物医学领域学术不端的重灾区，也是最难被普通文字查重系统发现的一类。

　　发表于《编辑学报》的研究指出，随着Adobe Photoshop(简称PS)等图像处理软件的普及，作者可以轻易对实验图片进行移位、旋转、拼接、裁剪等操作，而目前大多数期刊的图片审查仍依赖人工筛查，检测手段严重滞后。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中国眼耳鼻喉科杂志》曾公开多起典型案例：有的论文文字重复率接近零，却在数据逻辑上漏洞百出;有的作者被追问原始数据，直接主动要求撤稿。这些案例说明，仅靠现有的查重机制，根本无法有效拦截精心设计的图片造假。

▲2001—2020年主要学科领域学术不端撤稿频次占比
(来源：陈婧嫣、薛澜论文)

　　耿同学之所以能做到体制做不到的事，还有一个更根本的原因：他已经退出了学术圈，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他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自己离开学术圈，正是因为无法接受那种“重包装、轻科学”的研究文化。用他自己的话说：“无欲则刚。”这句话听起来轻巧，背后却是一个沉重的现实：对于仍在体制内的研究者来说，举报同行或上级意味着巨大的个人风险。

　　事实上，耿同学在5月27日发布的最新视频中表示，他将停止直接向涉事学者所在机构举报，原因是担忧家人的人身安全。一个打假者因安全顾虑被迫收手，这本身就是对现行举报保护机制的一次无声控诉。

　　数字背后：这不是个别现象

　　耿同学打假事件之所以引发如此强烈的社会反响，部分原因在于它触碰了一个长期被回避的事实：中国学术不端问题的规模，远比公众想象的严重。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薛澜的研究显示，全球学术不端撤稿数量从2001年的171篇激增至2020年的2298篇，20年间增长了12.4倍，年均增幅达16.7%。在这一趋势中，中国的表现尤为突出：2025年《自然》杂志的数据显示，2014年至2024年全球约4万篇撤稿中，中国学者参与的超过2万篇，占比近60%。中国整体撤稿率为0.3%，是全球平均水平的3倍，更是美英等国(约0.04%)的7.5倍。

▲2001—2020年全球学术不端撤稿数量趋势图
(来源：陈婧嫣、薛澜论文)

　　国际期刊《Publications》2025年发表的研究进一步指出，截至2025年2月，中国机构附属的论文被撤稿总量已达30977篇，2022年单年撤稿量高达9801篇，占当年全球撤稿总量的55.6%，创历史纪录。

　　刘普等人对1990年以来媒体公开报道的64起学术不端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后发现，涉事高校中985高校16所、211高校12所，合计占全部涉事高校的近57%——名校并非学术“净土”。在64名涉事人中，教授职称者38人，占比59.4%;其中还包括中科院院士3人、工程院院士2人、长江学者3人。 这些数字，是耿同学举报事件的真实背景。他捅破的，不是几个害群之马的个人丑闻，而是一个系统性问题的冰山一角。

　　《南华早报》报道，在国内，能够在《Nature》上发表论文，数十年来被视为最高学术成就，是晋升、获取科研经费和进入国家人才计划的快速通道。但如今，这种声望正在变成一种负担——因为它同时也意味着更高的造假动机，以及一旦被查就更大的舆论风险。报道援引国内社交平台上流传的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连《Nature》都不能信了。”

　　为什么造假?压力、激励与“优胜权”竞争

　　理解学术不端，不能只停留在道德谴责层面。一个更值得追问的问题是：这些已经站在学术金字塔顶端的人，为什么还要造假?

　　清华大学薛澜的研究提出了一个颇具解释力的框架。他们认为，国内科研体系长期遵循“竞争择优”的资源分配机制，研究者争夺的不是西方学术语境中的“优先权”(谁先发现)，而是“优胜权”——谁能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获得项目经费、高端头衔、晋升机会。在这种机制下，压力的核心来源不是绝对标准，而是同行的相对表现。当周围的人都在快速发论文、刷影响因子，一个人哪怕已经很努力，感知到的压力也会剧增。这种相对压力，正是驱使部分研究者突破科研规范底线的关键因素。

▲中国科研“优胜权”竞争机制与学术不端压力传导
(来源：陈婧嫣、薛澜论文)

　　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研究员王明远在今年5月发表的一篇评论中，用了一个颇为形象的比喻：当大学被当作流水线工厂来运营，学术生活就被压缩成论文、项目、经费、头衔的官僚账本，这套体系像压实的土壤，把学术生命力所需的养分全部榨干。这句话，或许是对当下中国科研生态最精辟的一次民间诊断。

　　中国科协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早在2012年，基于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的研究则从另一个维度提供了印证。调查显示，当时的科技工作者们已经普遍认为学术不端的最主要成因是“科研评价体系不合理”和“学术监督机制不健全”，而非个人道德品质问题。换言之，当事人固然有责任，但制度性因素才是这一问题持续蔓延的土壤。

　　从宏观视角看，中南大学莫甲凤的研究指出，学术造假的成因可以从三个层次加以理解：微观层面是科研人员缺乏自律;中观层面是学术评价异化，“唯论文”、“唯影响因子”导致数量压倒质量;宏观层面则是行政权力过度渗透学术，使学术评价丧失了独立性。这三个层次叠加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一个“造假者理性”的温床：造假的收益显而易见，被发现的概率相对较低，即便被发现，处理结果也往往“雷声大、雨点小”。

　　“杰青”光环之下：精英培养体系的信任危机

　　此次事件中，被举报者的身份高度集中，几乎清一色是“杰青”获得者、长江学者或院士候选人，这绝非偶然。

　　在中国学术体系中，“杰青”、“长江学者”等头衔是仅次于院士的最高荣誉，一旦获得，便意味着更大的实验室、更多的公共经费、更高的机构地位，以及更广泛的学术资源控制权。 正因如此，这些头衔的竞争极为激烈，而竞争的核心货币，正是高影响因子期刊的论文数量。

　　以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副主任康铁邦为例。他拥有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博士学位，曾在MD安德森癌症中心和华盛顿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2008年通过中山大学“百人计划”全职回国，此后在《Science》《Nature Cell Biology》《Nature Cancer》《Cell Research》等国际顶刊上以通讯作者身份发表论文逾70篇，培养了40余名博士、博士后，且多人获得国家级项目资助。这样的履历，在任何评价体系下都堪称优秀。

　　然而，耿同学举报的核心论文——2020年发表于《Nature Cell Biology》的骨肉瘤转移研究——早在2021年就已被学术打假平台PubPeer的用户标记出图片重复问题，并于2024年以“图片制作错误”为由发布了更正声明，但声称“不影响结论”。

　　这意味着，问题在公开平台上已存在了至少三年，却没有触发任何正式调查，直到一个退学博士的视频让它无处遁形。

▲耿同学举报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实验研究部副主任康铁邦发表在《Nature》子刊上的论文存在数据和图像造假的嫌疑(来源：耿同学讲故事视频截图)

　　有媒体报道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场风波已经从个别研究者的学术不端问题，扩展为对整个精英科学家培养体系的信任危机。

　　当“杰青”这个本应代表中国最优秀科研力量的标签，开始频繁与造假丑闻联系在一起，公众对这套精英选拔机制的合法性，自然会产生一些质疑。

　　体制的自我修复能力，才是核心问题

▲同济大学就王某学术不端问题发布的官方调查结论(来源：同济大学校内公告)

　　耿同学打假事件最值得深思的，或许不是“谁造了假”，而是“为什么是他发现的”。

　　一个已经离开学术圈的个人，凭借公开可查的数据库和图像分析工具，在短时间内举报了多位顶尖学者，并引发了高校的正式调查。这说明这些问题在技术上并不难发现，缺的是发现它的意愿和机制。

　　同行评审本应是学术质量的第一道防线，但在实践中，评审人往往与被评审者处于同一个小圈子，利益牵绊使得真正的独立评审难以实现。期刊编辑在图片核查上的技术能力和人力投入严重不足。高校内部的学术委员会，在面对本校知名学者时，独立调查的动力和底气都十分有限。

　　人民网“人民锐评”直接点出了这一问题：高校、学术期刊、学术委员会本应是捍卫科研诚信的第一道防线，然而部分机构或受困于排名焦虑、项目指标，或抱着“家丑不可外扬”的心态，对学术问题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防线层层失守。

　　国际社会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也在持续升温。《南华早报》就此事向国际学术出版巨头施普林格·自然集团(Springer Nature)询问，该集团回应称：“我们已收到关于五篇期刊论文的质疑，目前正在进行严格调查。调查完成后，我们将依据相关政策采取适当行动，以保护科学记录的完整性。”这一表态说明，国际顶级出版机构已将此次事件纳入正式处理程序。而施普林格·自然集团研究诚信负责人此前也曾表示，一旦发现有据可查的造假证据，涉事人员将被列入内部黑名单，限制或禁止其后续发表及参与同行评审。

　　这种来自国际出版机构的外部压力，在某种程度上正在倒逼国内的治理升级。但外部压力终究只是补丁，真正的问题在于内部机制是否能够自我运转。

　　治理：从运动式打假到制度性防线

▲有关学术论文学术不端行为的政府文件
(来源：王沁萍、李军纪论文)

　　我们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从2002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到2022年22个部门联合出台《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治理框架已经从道德规范走向法治化。

　　而这套治理框架的压力测试，早在多年前就已经开始。

　　2017年4月，自然出版集团宣布集中撤回旗下期刊《肿瘤生物学》107篇论文，涉事作者全部来自中国。调查显示，101篇论文存在虚构同行评议专家或伪造评议意见的问题，其中大量由第三方中介机构代写代投，严重损害了中国科技界的国际声誉。科技部随即会同教育部、卫生计生委等部门成立联合工作组逐一彻查：521名涉事作者中486人被认定存在过错，相关责任人被撤销职称、追回奖金、取消项目申报资格，中国工程院甚至暂停了1名涉事作者的院士候选人资格。科技部明确表态，要形成“零容忍”的态势，坚决遏制学术不端行为滋生蔓延的势头。

　　2021年，科技部、教育部、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依托科研诚信建设联席会议建立联合工作机制，当年公布12批共235篇造假论文查处结果，年底再度通报119篇，对293名责任人作出处理——撤销学位9人，撤销职称20人，追回奖金46万余元，取消项目申报资格255人。科技部还专门开发了智能监测工具，对近年发表的学术论文开展主动排查。

　　2025年11月，新一轮专项整治启动。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部署开展“学术不端撤稿论文专项整治行动”，明确将严重科研失信行为记入“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在项目申报、院士增选、科技奖励等环节开展失信惩戒，并要求各地各部门建立常态化工作机制;这一部署随即在高校系统层层落地，全国高校陆续发布撤稿论文自查通知，限期上报。

　　然而，从2017年到2021年，从2021年到2025年，每一轮“零容忍”表态之后，问题并未消失，只是暂时沉入水面之下。专项整治启动后不到半年，耿同学的系列举报便接连坐实了同济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等顶尖高校的多起造假案例。这条时间线本身，就是对“运动式治理”局限性有力补充——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缺少规定，也不是缺少行动，而是为什么造假的土壤始终肥沃。

　　1月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通报了2026年第1批案件通报处理结果，对涉及代写代投、剽窃、图片伪造篡改等问题的46名学者、20个案例予以处分，包括撤销项目、追回经费、取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和参与申请资格若干年等。

▲ 2026年1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发布今年第1批案件通报共20起(来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官网)

　　但制度文本的完善，与制度的实际执行之间，仍然存在相当大的落差。莫甲凤的研究指出，学术打假之所以需要上升为“国家行动”，恰恰说明高校内部的自我净化机制长期失灵——如果学术共同体能够有效自律，就不需要政府出面。

　　而国内媒体也注意到一个颇为讽刺的现象：部分高校在处理问题论文时，采取“静默撤稿”的方式，将涉事论文从学术数据库中悄悄删除，不留任何痕迹，实质上是在掩盖学术不端记录，将代价转嫁给整个科研共同体。

　　真正有效的治理，需要在几个关键环节同时发力。

　　首先是改革评价体系。“唯论文”、“唯影响因子”的导向不改变，造假的激励就不会消失。近年来推行的“破五唯”改革方向是正确的，但落地执行中仍面临“用什么替代”的难题，需要更具操作性的配套方案。国际期刊的分析评论认为，中国论文数量的高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基础研究、前沿技术和顶尖科学成果上与美国的实质性差距——剥去泡沫，中国科研在很多领域仍处于全球第二梯队。这个判断或许刺耳，但它指向的问题是真实的：数量的繁荣，不等于质量的崛起。

　　其次是强化图片和数据审查。国际顶级期刊已开始引入AI辅助图像核查系统，国内期刊和高校应加快跟进，建立强制性的原始数据存档和开放共享制度，让造假的技术成本大幅提升。尤其是生物医学期刊应制定统一的图片处理规范，并鼓励作者共享原始图片，提高数据透明度。

　　第三是切实保护举报人。耿同学之所以能够持续打假，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已经退出了学术圈，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但他最终也因安全顾虑被迫收手，这说明即便是体制外的举报者，也面临现实威胁。建立切实可行的匿名举报机制和举报人保护制度，是激活内部监督的前提，也是让更多“体制内耿同学”敢于发声的基础保障。

　　第四是引入独立的第三方调查机制。高校自查自纠的模式存在天然的利益冲突，应探索由独立学术机构或跨校委员会承担调查职能，提高调查结论的公信力。此次事件的一个重要启示，正是数字平台和公民科学监督者在推动学术透明化方面的新兴力量——这种力量不应被视为威胁，而应被纳入制度设计，成为正式监督体系的有益补充。

　　结语

▲ 《南华早报》(左)与《亚洲经济日报》(右)对“耿同学”打假事件的报道

　　耿同学的走红，是一个时代的症候。它说明，当体制内的监督机制长期失灵，社会自发的力量就会以某种方式填补这个空缺——有时候是一个退学博士，有时候是一条微博，有时候是一篇境外媒体的调查报道。

　　这种“体制外打假”的方式固然有其价值，但它的局限性同样明显：它依赖个人的勇气和精力，覆盖面有限，且容易引发“选择性曝光”的质疑。耿同学自己也说，他只审查了约十分之一的“杰青”获得者，就已经发现了一个“大丰收”。 这句话与其说是自我炫耀，不如说是一声警告：我们看到的，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那一角。

　　真正的学术诚信，不能建立在偶发的英雄主义上，而必须依托一套能够持续运转的制度机制。一个健康的学术生态，应该让造假者无处遁形，而不是让打假者无路可走。这才是耿同学事件留给我们最重要的问题，也是国内学术界必须正视的一道长期考题。

　　主要参考资料：

　　1. 人民网“人民锐评”：《科研容不得半点虚假，“帽子”更不是“护身符”》，2026年6月6日

　　2. 人民网“人民锐评”：《“耿同学讲故事”讲出学术监督体系的短板》，2026年5月27日

　　3. 科技部：《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部署开展学术不端撤稿论文专项整治行动》，科技部官网，2025年11月26日

　　4. 陈婧嫣、薛澜：《学术不端为何屡禁不止?——基于中国科研活动的证据》，《科学学研究》2025年第5期

　　5. 张维等：《生物医学论文典型学术造假图片辨析及防范措施探讨》，《编辑学报》2021年第3期

　　6. 莫甲凤、杨雯：《学术打假何以成为国家行动——基于多源流理论的分析》，《现代大学教育》2022年第5期

　　7. 刘普等：《我国学术不端问题的现状与治理路径——基于媒体报道的64起学术不端典型案例的分析》，《中国科学基金》2018年第6期。

　　8. 赵延东、邓大胜：《科技工作者如何看学术不端行为——问卷调查的结果》，《科研管理》2012年第8期

　　9. 杨美琴：《医学编辑如何应对医学论文造假新现象》，《编辑学报》2018年第5期

　　10. 科技部：《107篇中国论文被撤稿事件调查处理情况通报》，科技部官网，2017年6月14日;另见《北京晚报》，2017年7月28日

　　11. Chao Kong: Will string of science scandals ruin century-old journal Nature's reputation in China?,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y 22, 2026

　　12. Bang Jeil: "I Will Give Them a Chance for Self-Examination": Chinese Scientific Community Shaken by Influencer's Preemptive Whistleblowing, The Asia Business Daily, May 19, 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