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行当之中，顶尖大学之外，占比九成五以上的高校，其实是被新闻报道和研究者都长期忽略了的。我曾撰文，鼓励与教育有关的评价要多讲讲“文无第一”的道理，也是看到维度单调的评价对教育生态系统的戕害。院校大排队是一种“信号刻板暴力”，对院校造成指标诱导、规模诱导，“基因雷同”，内卷越发激烈，生态遭受破坏，值得深刻反思。

　　院校之间，本来是该各擅胜场的。综合性巨型大学并非终极模式，动辄就说要服务全世界也难说不是一种使命不清的流弊。院校定位各有千秋，认识到自身的特色与价值，不仅是校院长、教授们制订战略选择路径的出发点，也是予学生以自尊自信、敢遵从内心走创新路的落脚点。

　　不同的教育需求，本应该对应着不同的满足方式和匹配的供给机构，而都想“登”人为打造的同一个“顶”，不仅让院校难于彰显特色，也加剧了社会阶层与社群的割裂对立。登顶的永远是极少数，一览众人小的顶端精英与登不了顶却不仰视钦佩的基数大众之间的隔膜乃至对立，也是在这种爬梯登顶的无休陷阱中不断积累、加剧的。同时，精英阶层变得更加傲慢，因为他们真的相信自己的地位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出众的才能获得的，而不是靠出身或某些新“种姓”——这让他们觉得更有资格享受他们认为的“应得”，而忽视自己的责任，甚至更理直气壮地鄙视那些不如他们幸运的大众。

　　记得十二年前，清华4年1次的教育研讨会邀请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术委员会主席克里斯蒂娜·马斯拉克教授(Christina Maslach)作了题为《卓越与公平》(Excellence and Access)的特邀报告。我当时的观察，是她讲述的其中的access这一部分的很多内容，并没有太多引起现场以及后续的多少关注和讨论。事实上，她在报告中所描述的access，在中文标题里译作公平，也并不准确合意。

　　她关注的是大学所提供的教育机会，如何向更大范围的社会公众提供，这是常说的公平；她同时也关注，作为伯克利，如何能跟加州教育体系当中的社区学院共生共荣，这一条如果也叫做公平，那么并不常被提及。她提到了伯克利分校提供了让加州社区学院的好学生转入伯克利学习的相当大规模的机会(对照着看：当哈佛2019年录取一名来自社区学院的转学生时，成了轰动全国的新闻)，她也提到了这么做如何对那些从大一就进入伯克利分校就读的学生本身也是一件好事。

　　当时我就很受震动，今天仍然记忆犹新。

　　我与同行曾分享《做一个促进与共的“公校长”》时，谈到“人们总喜欢用全称、统称的方式讨论某个国家的教育如何如何，其实这本身就已经不科学。在很多国家中，现实情况是学校之间的差距在拉大，资源和品牌有马太效应。”

　　这可不是小事儿。学校之间的差距拉大，会深刻影响着其中的受教育者对社会公正和对彼此关系的看法。精英教育不能独活，名校不能兀自一骑绝尘，“遥遥领先”其实存在蛮大的社会风险，教育差距的扩大与固化，必然会对社会中的每个学校、各类人群造成深远的影响。我仍清晰地记得自己参与推动成立某个大学联盟时，会谈中哈佛当时的那位校长对草稿中出现了elite(精英)这个词异常敏感、躲之唯恐不及的样子。确实值得认真反思，当前有些国家和地区所出现的社会对抗、隔膜，甚至是割裂和分解，教育生态要负上怎样的责任?迈克尔·桑德尔对于优绩的暴政的反思，在一个优绩主义至上的文化中，可能很难得到太多的共鸣(看看他最近的中国行的反馈，看看大家对于他抽签入学建议的嘲弄)，但即将到来的现实也许会痛击我们，给我们一个冷静的刺激去再度回想桑德尔教授的警示。

　　与共这个词，不能误解为团结，而更强调不同的各主体之间的有机地共生共进，就要看到高等教育的参与者之间应该是一个生态系统，多用类思维，少用层级观。我们很多时候容易把层次，比如大中小学、博士硕士学士，直接转译为水平，也有着把人的数理能力高看、手艺技能低估的风气。从生态多样，与共发展的角度，以类而非层更不是水平高下的方式，来看待和建构多元多样、各擅胜场的教育体系，可能是解决当今教育很多资源错配难题的一个关键。

　　针对当下，我认为至少高等教育有三种与共，值得引起高度重视并设法予以实现。

　　第一种与共，算是比较经典，是否有机会让更多的从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从弱势群体能够在接受高等教育的道路上获得更多善意与助力?名校能否提供这种机会，不是作秀而是真心认同这对于自身的学习者群体的多样性，对于组织的社会使命，都有内在意义。这是伯克利教授在那场清华分享中着力讲到的，也是包括清华在内的国内各院校都在努力的问题。虽然问题经典，但不好说都有了可靠的解法，也还怕会遭遇反复。

　　另一种与共，是否更大范围、更多元多样、不同类别的高等院校都得到了发展机遇?他们是否正走在追求独特性、贴近社会和人民需求的办出特色的路上?这一种与共，强调的是名校与普校之间的与共。高等教育真得是要建设共同体，百花共美。这里，恐怕我们要对什么是花、怎么才美有更广泛也更深刻的理解。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袁枚这一句很多人都很喜欢的诗句，以小见大，有精神气，广受赞誉。但我其实并不赞同其中的这个“学”字。苔花如米般大小，也应当要开出苔花自己的美。费孝通先生的十六字箴言中，“美人之美”，讲的是牡丹看到苔花，要懂得苔花特殊的美，而“各美其美”鼓励苔花自己也要对自己的美有自信，这才有“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学牡丹，不好，要竞自由，竞相开放，苔花就要开出与牡丹不同的美好来，也会有更喜欢苔花的欣赏者去求去爱，这才建构出一个参差多态、各有其福的生态系统。

　　第三种与共，是实体校园与线上和各种新技术进化后的教育形式的与共发展。这可以算是本书的一大主题。一方面，要理解技术的迭代逻辑，是越多人用就越有机会更快迭代到更好，也会在成本和可及性上从“重器”进到“众器”，走入寻常百姓家并更易上手。另一方面，不管在线也好，人工智能也罢，新技术来了，与传统教育中的很多角色，不是谁要替代谁，不是此消彼长，而是共生共荣，相辅相成，融合升华形成一个新事物，新形态。“替代论”、消亡论调，真的是故意吸引眼球的惊人之语，造成的影响还很大。这些对立观没有含“智”量，不值得评论，最好的回击方式，就是积极推动技术与人的融合，让与共而生的新生命体来彻底消除“替代论”的市场。尤其期待的，就是各国政府能够对于学位制度进行更加积极、面向未来的改革。设想一下，未来取得高等教育学位的方式，包括有资格授予学位的机构，应该会也必须要更加多元丰富，如果囿于封闭保守，那么完全不能排除，我们近几十年熟悉的高等教育的学位制度被瓦解或至少对经济和社会变得不那么重要(irrelevant)。

　　大学只有相互与共，并与社会与共才有未来。哈佛大学博克校长曾在卸任时表达过他对哈佛大学正变得与国家和社会脱节的遗憾和忧心，他提醒说，“除非社会能够赏识认可到其大学的贡献，否则它将会通过一步步剥夺大学在世界上保持卓越地位所必需的保护和支持，将他们贬低到另一个利益团体的位置”。你以为你是谁?只不过是另一个“利益”团体而已。1991年说的话，今天更感真切。

　　作者简介：

　　杨斌博士，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领导力研究中心主任，可持续社会价值研究院院长；开发并主讲清华大学《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领导与团队》等精品课程；著有《企业猝死》、合著有《战略节奏》《在明明德》，译有《变革正道》《要领》《教导》《沉静领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