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作为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和创新体系核心支柱，是国家发展水平和潜力的重要标志。我国高等教育体系构成中，地方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主体和基础。地方高水平大学作为地方大学的代表，既是区域高等教育的领头雁，又是连接国家战略与地方发展的关键纽带，对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本研究从我国大学管理体制的演变入手，探究地方大学的由来，分析当前地方大学建设面临的体制障碍以及发展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以安徽大学和长沙理工大学的改革实践为例，探讨地方高水平大学高质量发展的可能路径。

　　一、研究地方高水平大学建设的战略意义

　　地方大学作为高等教育体系的主体构成，承担着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等多重使命。据统计，截至2025年6月，我国普通高等学校2919所，其中地方高校数量占比达95.8%，地方高校在校生占全国高校学生总数90%以上。这一庞大的高等教育群体如何实现高水平发展，不仅关系到高等教育强国的建设进程，更直接影响着区域创新能力、产业发展状态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地方高水平大学通常指由省级政府管理、具备较强综合实力和区域影响力的大学。它们在长期办学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学科优势和办学特色，成为区域高等教育的标杆和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基础。与中央部属高校相比，地方高水平大学建设在资源获取、政策支持等方面存在明显差距，但也因此形成了更加贴近地方、服务基层的鲜明“地方性”特色。地方性不等于低质量，从国际大学发展视角看，世界一流大学体系中不乏以服务地方著称的知名大学，如美国加州大学系统、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等。地方高水平大学建设是高等教育“错位发展”或“特色发展”战略的关键，有利于将教育特色转化为国家和区域核心竞争优势。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正处于从规模扩张向内涵提升的转变关键期。《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明确提出“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战略目标，为地方高水平大学建设指明了方向。与此同时，以数字技术、人工智能、万物互联为标志的数智化革命正在深刻重塑高等教育生态。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为地方高校提供了广阔发展空间。加快地方高水平大学建设，是我国高等教育聚焦内部要素的质量、效率和创新力，实现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的核心任务。

　　从学术研究角度看，地方高水平大学是颇具丰富的理论内涵和实践价值的研究议题。在理论上，地方高水平大学建设涉及高等教育与区域发展的互动关系、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等核心问题。在实践上，地方高水平大学需要回应如何破解“稳态结构”束缚、如何实现“产业-专业-学业-就业-创新创业”五业联动，构建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生态等现实挑战。特别是在建设教育强国的新征程中，地方高水平大学如何找准定位、彰显特色、提升质量，成为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二、地方高校的管理体制演变及治理关系

　　研究地方大学，特别是地方高水平大学建设问题，首先要厘清它们的管理关系。因为地方高水平大学的经费来源、学科专业设置、干部任免等重大问题都与学校管理关系密切相关，而这种关系又与我国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变化直接相关。

　　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经历了复杂而深刻的变迁过程。这一过程不仅塑造了当今高等教育体系的基本格局，也深刻影响着地方高水平大学的发展模式与路径。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审视这一变迁过程，可以清晰地看到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意识形态与高等教育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制度创新与路径依赖之间的张力。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大学的接管改造与党中央统一领导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制度重建和体系重构。1949年，全国仅有高等学校205所，在校生不足12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0.26%，且高校主要集中于沿海地区和大城市，分布极不均衡。在接管旧中国留下的极其薄弱的高等教育体系后，我国于1952年启动大规模的院系调整。这是我国高等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变革，不仅是院系、学科专业的全国性布局调整，更是一次国家教育制度的重建。通过这次调整，一方面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制度，另一方面学习苏联模式，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为方针，对我国院校设置进行了系统布局。

　　调整后，我国共设立高校182所，其中，综合大学14所、工科院校39所、师范院校31所、农林院校和医科院校各29所、艺术院校15所、语言院校8所、财经院校6所、体育院校5所、政法院校4所、民族院校2所，理工类院校大幅提高。全国高校招生人数从3万余人增至8万余人，初步形成了门类齐全的工科专业体系，快速填补了工业化建设急需的人才缺口，满足国家工业化发展的急迫需求。与此同时，高等教育由党中央统一领导，教育部门统筹全国教育政策并管理综合性大学，专门学院由相关部委直接管理，形成了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

　　(二)三级办学体制与地方大学的兴起

　　随着国民经济恢复的逐步完成，为了培养国家经济建设的各类人才，中央逐步放开了高等教育的管理权限，并开始有限下放。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教育事业管理权力下放问题的规定》，提出“改变过去条条为主的管理体制，根据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相结合的原则，加强地方对教育事业的领导管理”，将教育部和中央各业务部门主管的大部分高等学校下放给地方管理。在教育管理权限下放的过程中，各地教育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催生了一大批由地方政府举办的高等学校。然而，在当时的形势下，对大学及如何办大学缺乏认识，资源不足、高校办学难以达到基本的条件，许多新建高校办学质量相当差，高等教育脱离了我国经济发展实际。到1961年国民经济调整时，大量不具备办学条件的地方高校被撤销。

　　(三)两级管理、以省为主体制的确立

　　1985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实行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心城市三级办学的体制”，高等教育管理权开始向地方和高校下放。这一改革赋予省级政府更大的高等教育管理权限，激发了地方办学的积极性，为地方高校的发展提供了制度空间。

　　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逐步建立政府宏观管理、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体制”，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步伐明显加快。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正式确立了“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分级管理、分工负责的原则，领导和管理教育工作”的体制，为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二级管理体制奠定了法律基础。

　　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调整撤并了9个工业部门，采用“共建、调整、合作、合并”的八字方针，对其所属的91所普通高校、72所成人高校和202所中等专业学校实行了“中央与地方共建，以地方管理为主”的体制调整，从根本上改变了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条块分割、部门办学”的局面，推动高等教育管理走向“三级办学、两级管理、以省为主”。我国高等教育逐渐走向中央和省级政府两级管理、以省级政府管理为主的新型管理体制。

　　同一时期，即自1999年开始，我国高等教育开始大规模扩大招生，高等学校的数量和高校学生数迅速增加。高等教育的结构随之发生了历史性变化。2000年全国普通高校总数1041所，其中中央部门所属高校599所，省属高校442所，而到2001年，高校总数1225所，其中中央部门所属高校只有111所，省属高校猛增为1114所，成为真正的多数。(见表1)“两级管理、以省为主”的管理格局成为不可逆转的态势。管理体制改革为地方高校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制度环境。一方面，管理权下放增强了地方政府发展高等教育的责任感和主动性；另一方面，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促使高校更加注重办学质量和特色发展；同时社会力量办学迅猛发展，民办高校迅速发展。然而，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地方高校在资源获取、人才吸引等方面面临严峻挑战，省域高等教育治理能力和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相当显著。

　　纵观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演变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从“高度集中统一”到“分级管理”再到“两级管理、以省统筹为主”的制度变迁路径。这一变迁过程既受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刻影响，也反映了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当前，在建设教育强国的新征程中，如何进一步优化中央与地方的高等教育治理关系，增强地方高校的办学活力和服务能力，仍然是需要深入探索和实践的重要课题。

　　三、新时代地方高校发展面临的挑战

　　进入21世纪，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深刻变革，科技创新成为国际竞争的核心场域，高等教育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其战略地位愈发凸显。对地方高水平大学而言，新时代既孕育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带来了全方位、多层次的严峻挑战。这些挑战既有外部经济社会环境的快速变化，也有高等教育内部的结构性矛盾，迫切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上予以回应和破解。

　　(一)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地方高校提出新要求

　　随着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推进，传统产业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实现能级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布局持续深化拓展。在此背景下，产业人才需求结构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呈现出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从单一技能型向复合创新型转变的发展趋势，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但是，多数地方高校的学科专业设置滞后于产业发展，“综而不合”现象突出，新专业增长未能有效发挥综合优势，需要撤销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学科专业，增加契合新产业发展的学科专业，实现专业链与产业链的精准对接。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赋予了地方大学新的使命。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区域发展战略的纵深推进，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地方高校作为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节点，需要建立与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相适配的人才培养和创新体系，推动形成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的良性循环机制，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然而，当前许多地方高校存在人才培养与区域产业需求脱节、校地合作机制不健全、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能力薄弱等问题，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不足。地方高水平大学必须超越传统“学科为中心”的发展模式，构建以需求为导向，更具有地方特色的新型办学模式，既能将地方特色优势资源深度融入学科专业建设，又能支撑服务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教育变革交织演进，推动高等教育全方位、系统性、深层次的变革，促进教育理念、教学模式、科研方式发生深刻改变，冲击传统的教育生态和模式，教育形态、科研范式和人才标准面临系统性重构。这一变革要求地方高校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重构人才培养体系。然而，由于资源投入不足、师资队伍转型缓慢，许多地方高校在数字化浪潮中处于被动跟跑状态，难以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

　　(二)地方高校“稳态结构”缺乏识变求变应变能力

　　面对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和产业转型升级与人才需求变化，地方高校传统办学理念主导下的学科专业设置与发展的“稳态结构”，以及传统资源分配模式构成的“刚性体系”严重制约着地方高校的创新发展。

　　这种“稳态结构”表现为学校办学定位模糊和同质化发展。不少地方高水平大学在发展战略上存在明显的趋同倾向，盲目模仿“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发展路径，追求“大而全”的学科布局，结果导致办学特色淡化、核心竞争力弱化。同时，地方高校普遍存在着定位困惑，是追求学术卓越还是服务地方需求?是综合发展还是特色突破?

　　这种“稳态结构”也表现为学科专业设置固化，学科专业调整滞后于产业变革，人才培养规格与企业需求脱节，学科组织壁垒森严，跨学科协作困难，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边界模糊，基层学术组织活力不足；评价机制单一，难以激发教师服务社会的内生动力。

　　这种“稳态结构”还表现在长期形成的计划思维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方面，严重制约着地方高校的改革创新。一方面，部分管理者和教师存在“等靠要”思想，缺乏主动对接社会需求的意识和能力；另一方面，僵化的编制管理、职称评审、绩效考核等制度，阻碍了人才流动和活力释放。

　　尽管我国的地方高校大多是21世纪才建设起来的，但是这种“稳态结构”却普遍存在。这固然与人们对大学相对固定的观念，以及传统大学的示范效应有关，也与行政管理的要求有关。这种“稳态结构”对新办高校有规范和引导的作用，促进新办大学在创办之初少走弯路、保证教育质量具有积极作用，但同时却束缚着高校的创新精神，阻碍高校发挥面对地方发展、市场需求和科技进步的应变能力。

　　(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的落实机制尚未完全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明确了“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依靠教育”。这一表述将教育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系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强调两者的相互依存性，标志着我们对教育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互关系的认识取得重大进步。在教育界，往往比较重视“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因为事关教育发展的方向。毫无疑问，这是正确的、必要的。但是，从完整落实中央要求的角度，也有必要讨论一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如何依靠教育”的问题，而且这方面的问题往往是地方高校办学难的重要症结。

　　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角度看，做到“必须依靠教育”，就应当通过系统性的机制设计，让教育成为人才供给的“孵化器”、科技创新的“助推器”、社会公平的“平衡器”、文化传承的“活载体”。系统化的机制包括战略优先保障机制，将教育嵌入现代化建设顶层设计中，包括将教育列入各种重大规划之中，明确与经济、科技、社会发展的配套指标，并建立资源优先配置机制；产教融合协同、人才供需对接机制；教师队伍建设长效机制；督导评估与问责机制，确保政策落地生根。这些机制要相互衔接、协同发力，最终将教育优势转化为现代化建设的综合竞争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持久动力。现在看来，在这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这也正是地方高校发展的瓶颈所在。

　　面对复杂多变的发展环境，地方高水平大学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发展改革动力、坚持守正创新。一方面，要牢牢锚定建设教育强国目标、坚守精心培养人才、服务区域发展的使命；另一方面，要勇于突破发展和治理的路径依赖，积极争取政府支持，主动满足市场需求，创新育人体系，不断提高服务效能。唯有如此，才能在守正创新中实现高质量发展，为教育强国建设作出应有贡献。正如一些学者所言：“地方高校的综合改革之路，是一条守正创新之路，更是一条系统性跃升的质变之路”。

　　四、地方高水平大学高质量建设的路径

　　面对新时代的机遇与挑战，地方高水平大学亟需探索一条符合自身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径。这一路径应当遵循教育规律，扎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打破传统的路径依赖和思维定式，构建起与区域创新体系深度融合的新型办学模式。以下从安徽大学、长沙理工大学两个案例入手，探讨地方高水平大学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一)安徽大学：抢抓地方发展战略机遇，打造服务地方战略力量

　　安徽大学是全国“双一流”建设高校，由安徽省建设和管理。近年来，学校在安徽省政府的指导和支持下，以服务安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为导向，聚焦集成电路、新材料等领域，围绕安徽创新和产业体系优化调整学科专业结构，打造服务安徽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力量，实现由传统的文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向多学科协同的新型综合性大学转型，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

　　1. 政府支持是学校发展的重要保障。安徽大学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安徽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持续投入。地方政府不仅在学校“双一流”建设中给予专项资金支持，还通过政策引导推动学校与地方产业深度融合，改革方向得到地方政府的充分肯定。更为重要的是，安徽省将集成电路、新型显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与安徽大学的学科建设统筹规划，形成了“城校共生、全链互动”的发展格局，为地方高水平大学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2. 主动调整学科专业结构是回应产业需求的关键。安徽大学打破传统的“学科-院系”稳态结构，建立了紧密对接产业链的专业调整机制。该校在实践检验期即撤销12个老旧本科专业，增加8个契合新产业的本科专业，使87个在招本科专业中有72个直接支撑或间接服务新兴产业。以集成电路产业为例，安徽大学将原先分散在电子信息工程学院的微电子相关专业整合，新成立集成电路学院，设置3个本科专业、4个硕士点和2个博士点，“形成了精准对接产业链的集成电路专业群”，使学校人才培养与区域产业发展形成了紧密互动关系。

　　3.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是提升质量的核心。安徽大学推动课程体系从“学科导向”转向“专业导向”、从“知识导向”转向“能力导向”，将企业真实项目作为教学实践载体。学校建设了4英寸和8英寸的集成电路生产线，分别对应实训环节的工程师人才培养和封装关键技术研发。这种产教融合的培养模式有效解决了工程教育“理科化”问题，显著提升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就业竞争力。数据显示，2024年安徽大学毕业生留在安徽就业超过六成，其中直接服务安徽十大新兴产业的占比69.73%，体现了人才培养与区域需求的高度契合。

　　4. 集聚人才与科研创新是发展的突破口。面对人才竞争的严峻挑战，学校采取超常规举措引育高层次人才，通过“一腔孤勇”的诚意和“枝繁巢暖”的环境吸引优秀学者。在科研组织方面，安徽大学突破传统“学科中心”模式，组建与安徽新兴产业强耦合的创新团队，构建“大科研建制”促进学科交叉和协同攻关。学校自主研发的“量子计算用国产极低温稀释制冷机”达到国际一流水平，显示出学校在前沿科技领域的创新潜力。

　　(二)长沙理工大学：扎根湖湘大地，强化行业特色，培养特质人才

　　长沙理工大学由原国家交通部所属的长沙交通学院和原国家电力公司所属的长沙电力学院合并组建而成，并校后为湖南省属省管，是一所在交通、电力、水利等领域特色鲜明的地方高校。近年来，学校锐意改革、守正创新，立足行业、扎根地方服务，上升势头强劲。

　　1. 扎根湖湘大地是学校发展之钥。转制改革后，如何处理好为地方服务与为行业服务的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学校紧密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先后与长沙、株洲、常德、张家界等地签订校地战略合作协议，共建湘江实验室等平台，深度参建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园、望城区大泽湖等园区，以高教之力服务湖南高质量发展。学校主动回应湖南人民对优质高等教育的期盼，2022—2025年连续四年实施“本科生在湘招生增长计划”，在湘招生为全省高校最多，切实满足三湘子弟上好大学的愿望，同时，学校加大“留湘兴湘”的教育引导力度，让优秀人才留在湖南、建设湖南，2025年毕业生“留湘率”突破50%。

　　2. 强化行业基因、植根行业是立校之基。学校坚持行业特色，提出立足行业，加强与行业企业的携手、结盟和联姻。学校被纳入交通运输部与湖南省政府部省合作协议，先后与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等省级交通管理部门，以及中国交建、中国铁建、中国电建、中国能建等企业签署战略协议，开展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全方位合作，背靠行业、服务行业、深耕行业，并在部分领域引领行业发展，擦亮了行业高校的“金字招牌”。

　　3. 打造需求导向特色学科专业是破局之道。学校实施“强工兴校”战略，主动打通“学科逻辑”与“产业逻辑”，形成了以交通运输工程领衔，土木工程、电气工程等学科支撑湖南主导产业的工科特色学科专业体系，学科专业与产业需求适配度超过90%，学生就业专业对口率接近70%。交通运输工程入选湖南省“世界一流培育学科”、工程学等8个学科进入ESI全球排名前1%。新增“极端环境绿色长寿道路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电网防灾减灾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级科研平台累计达5个。自主培养了以中国工程院院士为代表的国家级行业学科人才50余人次。

　　4. 培养特质人才是办学之本。学校充分利用区域产业园区和地方龙头企业平台资源，聘任校外导师，共建开放课程，实施“项目制”育人，锻炼学生实践动手能力，提升学生解决复杂问题能力；畅通学生“专业-就业-职业”发展通道，探索出了一条地方高校卓越工程人才培养的新路。广大毕业生主动奔赴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建设工程一线，涌现出了建设港珠澳大桥、西电东送等优秀工程师群体。多位毕业生先后受到习近平总书记亲切接见。

　　(三)地方高水平大学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以上两所大学的案例，对我们思考地方高水平大学的发展路径颇有启示。

　　1. 明确服务地方发展的战略定位是地方高水平大学发展的方向指引。长期以来，许多地方高校陷入“就教育论教育”的思维局限，难以从全局高度把握自身定位和发展方向。地方高校领导者需要具备“跳出教育看教育”的广阔视野，立足国家与区域发展的战略需求谋划学校发展。安徽大学和长沙理工大学都将学校发展与区域发展战略紧密对接，这种宏观思维使学校能够敏锐捕捉区域产业升级带来的机遇，实现在服务地方中实现自身跨越式发展。

　　2. 主动调整学科专业结构是应对变革需求的基础工程。地方高水平大学需要突破由传统学科专业结构及其主导的资源分配模式形成的“稳态结构”，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安徽大学通过“调‘学科-院系’结构、调专业结构、调规模结构”的三重调整，实现了从“综而不合”到“精准对接”的转变。长沙理工大学主动打通“学科逻辑”与“产业逻辑”，形成了以交通运输工程为特色学科专业体系。这种结构调整不是简单的增减专业，而是系统性重构学科专业体系，使其更加契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结构调整的关键在于建立“动态预警靶向布局”机制，定期评估学科专业与区域需求的匹配度，及时做出调整。

　　3. 构建立地顶天、融合发展的机制是地方高水平大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地方高水平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可被建构为一个基于制度辩证法与复杂适应系统的协同进化的关系。面对资源有限的现实挑战，地方高水平大学要善于整合各方资源，构建开放协同的融合发展模式，深度融入区域创新体系，以高质量服务获取资源，以显著的贡献赢得支持，实现大学与地方互利共赢。地方高水平大学通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不断满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以贡献求支持，为学校争取宝贵的办学资源。同时，地方政府和区域产业通过资源投入、政策支持、需求反馈等方式，为地方高水平大学发展提供持续动力。安徽大学和长沙理工大学的改革实践深刻体现了这一逻辑，通过与区域主导产业融合发展，既提升了人才培养质量，又增强了服务地方的能力。

　　4. 平衡好发展中的各种关系是地方高水平大学发展的关键。随着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大学的功能从传统的教学、科研扩展到社会服务、创新创业等多重维度。对地方高水平大学而言，如何平衡这些功能之间的关系，成为发展战略的核心问题。安徽大学采取了“立地顶天”的发展策略。“立地”指扎根安徽、服务区域需求，“顶天”指向国家战略、追求学术卓越。地方高校的发展首先要立地，扎根地方和行业，然后才可能顶天，顶学术之天、行业之天、产业之天。立地是根本，顶天是目标。这种定位既避免了地方高校常见的“低水平服务”陷阱，又防止了盲目追求“学术卓越”导致的脱离实际，也较好地平衡了服务地方与追求卓越的关系，在特定领域形成比较优势，避免与顶尖研究型大学的同质化竞争。

　　总之，地方高水平大学的高质量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高校、企业、社会等多主体共同参与。从政府角度看，应加大对地方高水平大学的政策支持和资源投入，完善分类评价体系，为高校特色发展创造制度空间。从高校角度看，需保持战略定力，坚持服务导向，在对接需求中提升办学水平。

　　五、地方高水平大学建设的未来展望

　　地方高水平大学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主体构成，其建设与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高等教育强国建设进程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通过对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演变的历史考察、新时代地方高校面临挑战的现实分析以及安徽大学和长沙理工大学改革实践，可以清晰地看到，地方高水平大学建设既是一个深邃的理论命题，也是一个重大的实践课题，需要在持续推进中不断深化认识和探索创新。

　　(一)地方高水平大学建设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议题

　　地方高水平大学是教育强国建设宏伟蓝图中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是区域高等教育的标杆和区域创新体系的核心节点。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地方高水平大学凭借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产教融合能力，成为连接知识创新与技术应用的关键纽带。相较于研究型大学，地方高水平大学与区域产业生态联系更为紧密，能够精准把握地方经济转型升级中的技术需求，在应用研究、成果转化和产业服务方面展现出鲜明的特色优势。

　　通过深度对接区域发展战略，地方高水平大学不仅能够有效提升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更能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促发展，在推动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实现自身跨越式提升。这种“在地化”与“卓越化”的协同发展模式，既彰显了高校的时代担当，也为中国特色高等教育体系建设提供了重要实践路径。未来，地方高水平大学应进一步强化特色引领，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将区位优势转化为学科优势、将服务能力升级为核心竞争力，最终成为区域发展的战略科技力量和人才高地。

　　(二)地方高水平大学建设研究的重点问题

　　在教育强国建设和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地方高水平大学建设不仅关系到单个院校的发展，更关乎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优化升级和区域创新能力的整体提升。地方高水平大学如何准确把握自身定位，深度融入区域发展，突破体制机制障碍，亟需开展以下方面的深入研究。

　　1. 地方高水平大学的战略定位研究。地方高水平大学建设首先要明确自身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独特定位。这类高校既不能简单模仿研究型大学的办学模式，也不应成为职业院校的翻版，而需要在二者之间找到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这需要深入研究中间层大学发展理论，探索介于研究型大学与职业院校之间的新型办学范式，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发展道路。

　　2. 需求导向的特色学科专业建设研究。地方高水平大学应立足区域实际，打造具有鲜明特色的学科体系。如东莞理工学院围绕粤港澳大湾区智能制造需求，构建了特色专业集群；景德镇陶瓷大学则依托地方产业优势，打造了独具特色的陶瓷学科体系。这些成功案例表明，精准的学科定位是地方高校实现差异化发展的关键。

　　3. 地方高水平大学与区域协同创新研究。地方高水平大学与区域发展的衔接问题，是当前制约其发展的重要瓶颈。要破解这一难题，需求响应机制方面，要重点研究如何构建“政产学研用”协同的需求协同机制，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精准对接。在产教融合方面，要深入研究卓越工程师学院、现代产业学院等新型组织治理结构创新。师资队伍方面，要探索如何提升教师教学能力、科研能力和工程实践能力，有效解决教师产业经验不足等现实问题。成果转化方面，要重点研究校地共建模式，创新新型研发机构治理机制，真正实现高校与区域的协同发展。

　　4. 地方高水平大学体制机制创新研究。思想认识与体制机制障碍是制约地方高水平大学发展的根本问题。要推动地方高水平大学建设，需要破除“服务地方是低层次”的认识误区，深入研究服务地方与学术卓越的共生关系，重点研究校地融合发展委员会运作机制，地方政府投入机制，创新产业教授“双聘”制度等。

　　(三)地方高水平大学建设的建议

　　回望历史，我国高等教育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地方高校从无到有、从弱到强，逐步成为高等教育体系的中坚力量。展望未来，在建设教育强国的新征程中，地方高校的综合改革之路，是一条守正创新、兼容并蓄之路，更是一条系统性跃升的质变之路。

　　政府层面应加大对地方高水平大学的政策支持和资源保障，完善地方高水平大学建设的制度环境，建立健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的完备机制，设立地方高水平大学建设专项资金，健全分类评价体系，促进高校与地方产业深度融合，搭建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平台。

　　高校层面需要保持战略定力，立足区域、放眼全国，突破“稳态结构”，建立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深化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构建有竞争力的师资队伍，完善内部治理，激发创新活力。

　　社会各界应客观看待地方高校的定位和贡献，加强对地方高校特色和亮点的宣传报道，树立正确的舆论导向，营造有利于地方高水平大学发展的良好生态。企业要积极参与高校人才培养和科研创新，提供实践平台和项目支持。

　　在建设教育强国的新征程中，地方高水平大学建设“还在路上”，这是一个需要长期研究和持续实践的重大议题。我们相信，只要坚持正确方向，找准定位，锐意改革创新，地方高水平大学一定能够在服务区域发展中实现自身跨越式发展，在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中实现自身价值，为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作出独特贡献。

　　(长沙理工大学一流学科建设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孙小琴教授为本研究提供了长沙理工大学的案例素材并参与讨论，特此感谢!)

　　【瞿振元，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六届理事会会长，中国农业大学原党委书记、教授；蔺跟荣，安徽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