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笔者所在的中国外文局的对外报道材料中，除一些是直接用外文撰写外，很大一部分是中文定稿。这些中文原稿有些是约请作者专为对外报道编写的，有些原来就是为国内读者撰写的。作为对外报道的翻译作品，不论前者还是后者，在翻译成外文前都需要经过不同程度的编辑加工。这是因为，对外报道的对象是外国人，他们对中国的了解程度、所处的政治环境、民族特点、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都和国内读者不同。所谓编辑加工，就是根据这些不同特点对稿件的内容进行适当处理，较小的如加注或加小标题，较大的如提供背景材料、增删或改动，等等。从根本上讲，这些工作首先是书稿作者的责任，其次才是编辑的责任，翻译人员只需要作一些小的技术性处理。但是，一个好的翻泽(本文中均指从事对外报道的翻译)在这方面也是大有可为，可以一展才华的。因为实践证明，作者和编辑很难方方面面都照顾到，事实上有些问题往往在翻译过程中才会被发现。一个好的翻译应该有较强的对外报道意识，即通常所说的对外宣传观念。

　　我们的对外报道是通过外文的形式去实现的，译文的好坏直接影响我们的对外报道效果，所以翻译工作在对外报道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翻译的任务是：根据中文原稿，结合所使用的语言的特点，正确体现作者或编者的意图，确切地、充分地、尽可能完美地把中文原稿的内容用外文表达出来。也就是说，他的译文必须忠实于原文的意思和精神，必须是流畅的外文，还必须译什么像什么(即所谓信、达、雅的准则)。由此可见，翻译不单纯是文字技术工作，而是一门艺术，是一种再创造的工作。

　　下面，本人就从翻译的角度来谈谈我们在对外报道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其中有些问题是互有联系的。

　　少发议论，让事实说话

　　我们常说，“事实胜于雄辩”，英语里有fact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这一与中文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说法，说明不同民族尽管有许多不同，但也有不少共同点。例如：历史书或者讲历史的文章应多谈史实，少说空话，少发议论，才能吸引读者。但近些年本人经手过的一些书稿和文章，对此却不大注意。其中，有一篇文章，在列举了抗日战争时期，南京失陷后日军屠城的大量事实后，作者也不忘记发一些议论，诸如：“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震惊中外的极端残暴的兽行之一，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大罪……”这篇文章是介绍南京这个城市的，重点不是其历史，只是一笔带过抗日战争时期的一段往事，因此，这一段议论实在是多余。

　　笔者还曾为外单位审核过一本名为《中国少数民族的习俗》的画册，其中这种例子俯首皆是。如在“彝族人民的插花节”这篇小文中提到：“节日期间，彝族姑娘在门上和自己身上插花以示吉祥；给老人插在头发上表示健康长寿：给心上人头发上插花祝福白头偕老；在田边插花以示丰收；在羊角上插花以示六畜兴旺等。”

　　然后作者又补充了一句，“所有这些，都表现彝族人民对于幸福生活的向往”，这就画蛇添足了。对这类例子，外国专家往往在旁批中写上AnticIimax(煞风景!)

　　所稍让事实说话，其另一意义就是要重事实，要实事求是，反对浮夸虚饰、片面宣传或弄虚作假。我们当然反对在对外书刊中搞单纯的暴露揭短，但也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光谈好的。过去，我们的不少外国读者对此颇有微辞。有一个读者不无挖苦地指出，我们的文章净是些goody- goody  gumdrop(假冒的美味软糖)。

　　强加于人和让读者自己下结论

　　跟上述情况有关联的是，在我们的对外报道中，比较常犯的一个毛病是强加于人。有些作者似乎总想把自己的看法灌输给外国读者，惟恐不这样便达不到预期的宣传效果。他们在叙述一件事情的经过或列举了大量事实后，往往要发表一通议论，俨然像个不苟言笑的教师对读者进行说教。这正违反了客观报道的原则，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拒读者于千里之外。我们虽然不能过高估计外国读者对我国的了解程度，但也不可低估他们的理解能力。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应该相信谈者自己的判断力，让他们从我们的客观报道中得出自己正确的结论。在这个方面，已故前外文局局长段连城同志在他离休后写的那篇引人人胜的南游百日记《阳光·阴影·希望》中谈到了一个发人深思的事例。他在参观湖北省博物馆时，看了随县曾侯乙墓的展览。女解说员给观众讲解了这个墓主人曾侯乙死时约45岁，装在一具大棺椁中，另有中等椁木21具，内装殉葬女尸21人，年龄大的23岁，小的仅13岁。在文章中，段连城写道，在整个讲解过程中，讲解的姑娘“语言朴素自然。我原以为讲到21个姑娘殉葬时，定会像过去那样来一篇控诉剥削阶级的说教。她没有说。其实没说更有效，让观众自己动脑子吗!当时我就想到，殉葬的就是同她差不多年龄的俊秀女子，竟心酸起来”。一个饱经旧社会的忧患和经历过风风雨雨的老新闻工作者在听了这个客观的讲解后尚且黯然神伤，那么对于当今许许多多虽然涉世未深但勤于思考的青年来说，寓于其中的教育意义不就更深吗?可有些作者往往反其道而行之。

　　再如，在介绍我国的名胜古迹的书刊中，在谈到长城、故宫“引而不发”或“意在不言中”，此之谓也。遗憾的是，在我们的对外报道中，我们提到故宫、莫高窟、大运河、大同石刻、承德避暑山庄等时，总不忘在字里行间提醒外国读者这些名胜古迹体现“中国劳动人民的血汗”，“剥削阶级骄奢淫逸”，“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这类空泛的字句过去可谓比比皆是，可信手拈来。改革开放，特别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情况好多了，但仍时有出现。我们说在对外报道中不可强加于人，其中一层意思亦即在此。强加于人往往会引起外国读者的反感，得到相反的效果。

　　读者对象问题

　　对外报道，顾名思义，其对象是外国读者。既然是面向外国读者，无论是编辑还是翻译都应该非常明确内外有别，这样才能做到有的放矢。上面谈到的许多问题其实也涉及到对外报道为谁服务的问题。例如，我们的英文书刊主要是针对一些发达国家的英语读者，同时也面向非发达国家中通晓英语的读者。这两类读者一般教育程度较高，对他们的理解力不能低估。过去《人民画报》的一篇文章中曾提到恐龙是“像是陆地上最大的动物”这一类的话，一位英国专家在改这篇文章的英译稿时，在旁边批到：childish(幼稚可笑!)，因为这是常识性的问题。类似的例子几年来笔者仍然碰到很多。前几年：我看到我们外文出版社约来的一部名为《中国诸神的自由》的书稿里，里面的大话也不少。在“送子娘娘”一文中谈到人们为了要生儿子，都去求“送子娘娘”，末了，作者还特意指出，“其实，生儿养女决不是祈求能得来的”。这简直是把读者当成小学生了。最后，译者在译文中省略了这句话，说明译者具有对外宣传的意识。

　　调子问题，含蓄性和淡化处理

　　我国的对外宣传报刊都有各自面对的读者对象，因此不同的刊物采取不同的调子，如《北京周报》、《人民中国》日文版和《今日中国》等调子一般不同。但一般来说，为了适应国际政治环境和外国读者接受程度，在对外报道中，不管是期刊还是图书，调子都不宜太高，高了会使外国读者接受不了，使得他们不敢看或者不愿看我们的东西。记得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各外文书刊曾多登了一些硬性文章，甚至连《中国文学》也居然刊登反美斗争的文章，以致引起了外国读者反感，使我们在国外的销售下降。那时，在我们的译稿上常可看到外国专家的旁批：please tone down!(淡化处理!)曾经有一篇稿子讲到。一个先进人物由于母亲给她买了一件毛衣，她也要“想到天下多少受苦人仍然衣不蔽体”而依然将毛衣压在箱底，说是：“等天下穷人都过上好日子时才穿吧!”像这样的报道，姑且不论其真实性如何，确实是很难为外国读者接受的。当然，这是比较极端的例子，今天恐怕少有人会这样想或这样写的，援引此例无非是为了共勉。因为，即使在今天，在关于先进人物的报道中也还不乏调子过高的事例，好像先进人物都是“不食人间烟火”或没有“七情六欲”的人。碰到这一类问题时，一个好的翻泽应该在译文中淡化处理，或者采用含蓄的所述事例更加亲切感人。

　　《焦裕禄》是一部好电影，但它也还有值得改进的地方。当北京在试映这部电影时，曾经邀请了一些外国人去看。散场后，有位记者请其中两三位谈观后感。其中一位说：“焦是个好人，但他不是个好丈夫和好父亲。”他的意思大概是焦裕禄心中装的都是别人，惟独没有他自己，没有他的家庭和妻子儿女，可敬而不可亲。“舔犊情深”人皆有之。在现实生活中，焦裕禄其实对他的妻子儿女是关心的，那么如果电影中能增加一点人情味的东西，那定会更加感人。例如，权延赤写的《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之所以深得国内读者的青睐，其主要是它突破了多年来国内写领袖传记的模式，通过许多富有人情味的轶事，从多个角度表现毛泽东这个伟大历史人物的性格，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外文出版社前几年已将该书译成英文，其英文书名为Mao Zedong—Man，Not God(毛泽东，是人，不是神)就颇有吸引力，我们的一位美国专家在读完该书稿的清样后认为，它的可读性很强，定能受到英美读者的欢迎。“人情味”在过去常常被冠以“资产阶级”的标签，作者在字里行间如果抒发一点个人感情往往会涉“小资产阶级情调”之嫌，因而对“人情味”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这种思想所产生的后遗症今天仍依稀可见，这也许是为什么我们的有些报道乏味和可读性极差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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