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介绍：于浩潇，山东大学(威海)经济学专业学生, 2009年8月16日赴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于2011年6月18日回到中国，2012年秋季将赴美国常青藤联盟-哈佛大学攻读肯尼迪学院公共政策硕士学位。

　　毕业季马上就要到了，现在和同学们在一起时，总会讨论时间过得如何的匆匆，亦或是大家不断的感慨这四年时光的荒废。有很多如果，很多悔恨，还有很多的不舍与懊悔。而于我来说，四年的飞逝不单纯在只是在这二维空间中飞跃，我体验到的更多是一种三维空间的飞跃。从中国到美国，从威海到华盛顿，大西洋与太平洋的握手，以及中美文化的握手。在这期间，我收获了，也失去了，但我明白，这种为了理想的得与舍本就无所谓计较，更谈何得失。我感激拥有这个机会在理想的道路上驰骋，更感激这两年美国经历所给与我的历练和成长。

　　中美思维方式的转化

　　分析式思维与直觉思维的碰撞

　　 体验如何在美国的分析式思维方式和中国的直觉性思维方式之间自由的转换是我在美国两年遇到的最大的战。这种挑战不仅体现在思考问题的角度，学习方法上，也同样体现在日常的社交与工作实习上。所以，打一个毫不夸张的比喻，如果把遇到的其他困难比喻为一种体肤之痛，而克服这种思维方式的变化才是一种心志之痛。

　　 在学习中，这种分析式的思维体现在美国人对于逻辑和思辨能力的重视。中国人往往倾向于直觉或者是唯心论，而忽略得到这个结论和事实的逻辑过程；在美国，唯物主义辩证法被推置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教授和朋友交流时，你听到最多的几个词就是”why”, “how”, “be specific”, “evidence”, 以及“how do you come to this point”. 这都在不断的引导我重新梳理一种思维模式，也使我改变了学习方法。

　　用简单一句话来总结，我们学习的是一种方法论，而不是单纯的知识本身。

　　自我主义

　　用一个词来形容生活在美国的感受当“自由“莫属，此自由非彼自由，但又与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虽然我在出国前从未感到过如陈丹青所谓的”拘束感，但自由一词在中国始终是一个敏感的词汇，就连张鸣的《历史的坏脾气》《民主的自由》这种书也需小心翼翼的包装上架，更何谈容下像陈丹青那样如此干净直白的文字。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随着国人的政治宣泄欲被压制，国人的自信心也被一点点腐蚀了。而我，就是几亿人中的一小例。在我们的生活里，自信心的来源是扭曲的，它或许来自于显赫的家庭，来自于优异的成绩，又或是当事人所生活的城市，自然为虎作伥的例子更是千千万了。从一定层面上说，我们的自信心来源于外界，并寄托于舆论，人与人的关系网上外包了一层有色隐身衣。所以，在中国，你是谁，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与我是谁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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