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拿到诺奖，这里不光是经济实力问题，而还存在一个我们常常忽视的学术传统问题。

　　日本学者再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这并不意外。半个世纪以来，在理论物理这块土地上，日本已搞成气候，形成传统。

　　就拿这次获奖的益川敏英、小林诚来说，两人都是大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弟子。而坂田昌一（1911-1970）和汤川秀树（1907-1980）、朝永振一郎（1906-1979）都是日本基本粒子研究的泰斗。其中，汤川秀树1949年、朝永振一郎1965年分别获得诺贝尔奖。

　　其实，论名气，坂田昌一当年并不逊于汤川、朝永二人，只不过他活得太短。很多年前，中国人就知道坂田。1963年，国内的《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杂志复刊，第一期就曾转载了坂田昌一的论文《基本粒子新概念》。我们知道，毛泽东对物质无限可分性问题非常关心，所以这篇东西就引起毛泽东很大兴趣。1964年8月，在北京友谊宾馆举办国际科学讨论会，日本代表团长是坂田昌一。8月19日，毛泽东接见他，见面时毛泽东跟他握手，第一句话就说，“你的文章写得好！”

　　10月7日晚，日本NHK新闻节目反复播放了益川敏英、小林诚以及美籍日裔学者南部阳一郎获奖的消息。当天东京各报发了号外。次日，日本各主要报刊均以一版头条报道了这个消息，同时还配发社论。而麻生首相则称赞他们获奖给日本带来了喜悦的讯息。

　　能不能拿到诺奖，这里不光是经济实力问题，而还存在一个我们常常忽视的学术传统问题。

　　汤川秀树与朝永振一郎获诺贝尔奖时，日本经济还没有今天这个规模，尤其是汤川秀树那时候的日本还是百废待兴。但是，不论日本对外战争如何折腾，大学中基础研究并没有受到根本影响，尤其是仅需一张纸、一支笔的理论物理学，更是保住了这个传统。

　　大约十年前，笔者曾参加一项目：日本大学传统研究。笔者走访了一些大学校长，发现日本各大学都将传统视为生命。前文所谈的坂田昌一、汤川秀树、朝永振一郎几人，都是京都大学毕业生，而这所大学，强调的是“自由学风”。这次获奖的益川敏英虽是名古屋大学研究生院毕业，但是他毕业后即在京都大学任教，也可说继承了“自由学风”的传统。

　　以国内学界的标准，也许益川敏英当年根本无法考入名古屋大学，因为他不太“与世界接轨”。他考研究生时，德语白卷，英文成绩也很差。据说他至今还没有申请过护照。以前很多外国学会邀请他发表演讲，可是他嫌用外语麻烦，一概推辞。而这次去斯德哥尔摩领奖也是他平生第一次出国。

　　兴趣和个性对益川的研究很有帮助。他小时候，每天跟他父亲去澡堂洗澡，在往返的路上，他常听父亲讲电动机运转原理、月食成因，这引起他对科学原理的兴趣。他投考名古屋大学时，最大的动机是想师从坂田昌一。他同学还记得，他在做助教期间，曾任“学生生活协同组织”干部。那时，他白天常抓紧时间，用传单背面计算。晚上则去找他的同学小林诚，讨论共同关心的题目。

　　益川小时候总是开着收音机学习，至今仍喜欢开着电视计算、思考。他的学生都知道，益川不喜欢正襟危坐的学习方式，他说，那样会束缚他自己的思想。

　　日本的大学传统各异，并非每所大学都瞄准同一目标。比如早稻田大学，建校当年，目的之一是为培养全日本的村长，就是强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所以，这所学校作为庶民大学，深深扎根于日本民间，毕业生中，大政治家、大新闻工作者辈出。而东京大学则培养了很多治国官僚，每年东大通过高级公务员考试的学生人数总是名列前茅。其他如庆应大学，其毕业生则倾向工商业界，在校生中，富家子弟也较多。

　　这些年来，日本诺贝尔奖得主已有15人，从这些获奖者身上，我们能看出一条学术传统的线索。他们不一定是全国学术机构都一窝蜂去争诺贝尔奖，而是几个学术机构，侧重搞一个或几个问题，形成传统。这些机构，也并非一定要投入多少重金，更多还是培养自由、宽容、个性的学术传统。

　　笔者以为，只要中国学界坚持、发扬我们自己的传统，持之以恒，重视基础理论，尊重学术自由的学风，中国科学界将会在不远的将来迎来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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