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科技竞争日趋激烈与国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的双重背景下，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成为国家战略抉择。纵观全球顶级创新集群和国际科创中心，其形成与发展并非偶然，而是普遍遵循“产学研用深度融合、耐心资本持续赋能、开放生态全面支撑”，它们相互交织、协同发力，共同构成支撑创新活力持续迸发的关键支柱。这些业已上升为堪称核心共性规律的全球最佳实践，当成为中国建设“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一、“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是国际科创中心的核心纽带

　　通过构建“基础研究—技术研发—产业应用—市场反馈”的完整闭环，实现创新要素的高效流动与精准匹配。以美国波士顿科创圈为例，MIT的技术许可办公室(TLO)可谓全球高校成果转化的典范，他们建立了“专利申请—授权许可—股权合作”的三维转化机制：科研人员提出成果转化需求后，TLO会组织专业团队进行专利布局，与企业签订授权协议时优先采用“固定收益+销售分成”模式，同时鼓励科研人员以技术入股形式参与初创企业。目前，该办公室每年促成超过500项专利授权，孵化的企业年营收合计超300亿美元，苹果的芯片技术(如早期与MIT的协作)、谷歌的搜索算法基础等部分核心创新，均得益于这类高校成果转化机制。

　　英国伦敦都市圈以产学研协同网络为核心载体，聚集了1200余家科技企业、3万余名科研人员，圈内科创主体深度参与伦敦大学学院、帝国理工学院等顶尖高校的课题研究，形成“企业出题、高校解题、市场验题”的协同模式。例如，阿斯利康制药与伦敦高校合作建立的癌症研究中心，企业提供临床需求与研发资金，高校聚焦肿瘤免疫疗法的基础研究，双方联合研发的PD-L1抑制剂已在全球20多个国家获批上市，这种“需求导向型”合作让科研成果转化率较行业平均水平高出40%。

　　德国慕尼黑创新集群则聚焦高端制造业，慕尼黑工业大学、慕尼黑大学与宝马、西门子、巴斯夫等龙头企业共建28个联合研发中心。在新能源汽车领域，高校实验室与宝马集团联合攻关固态电池技术，高校科研人员直接入驻企业研发基地，企业则为高校实验室提供每年超2亿欧元的研发资金。目前，双方合作研发的固态电池能量密度已突破400Wh/kg，计划于2025年实现量产；在生物医药领域，慕尼黑大学与巴斯夫合作的基因编辑技术平台，已成功开发出3种罕见病治疗药物，形成“高校科研锚定产业痛点、企业技术升级依托高校突破”的协同效应。

　　印度班加罗尔创新集群，构建了“政策引导+跨境协同+全链条转化”的产学研用生态，依托印度理工学院(IIT-B)、班加罗尔大学等顶尖学府的科研实力，联动全国软件服务行业协会(NASSCOM)2000余家会员企业，形成“本土创新+全球赋能”的独特模式。印度政府通过印度半导体使命(ISM)等国家计划，推出总额100亿美元的激励方案，对符合资质的半导体制造、生物医药等领域项目给予最高50%的财政补贴，同时免除信息产业进出口双重关税，为产学研合作扫清政策障碍。技术转化层面，班加罗尔建立“高校技术转移办公室+行业协会撮合+跨国企业落地”的三级机制，将人工智能、药物研发等领域的实验室成果快速对接产业需求。

　　日本东京-横滨创新集群以东京大学、横滨国立大学为枢纽，与索尼、任天堂等企业形成双向联动。在通信技术领域，东京大学的5G/6G实验室与索尼联合组建500人的研发团队，共同申请专利超1200项，其研发的Massive MIMO技术已成为全球5G标准的核心组成部分；在游戏产业领域，横滨国立大学开设定制化游戏设计课程，与任天堂共建的游戏研发实验室孵化出《塞尔达传说》《马力欧卡丁车》等全球爆款游戏，形成“人才培养—技术研发—产业落地”的生态闭环。

　　二、“耐心资本”支撑体系是国际科创中心的重要保障

　　长期资本的深度介入为高风险、长周期的创新活动提供了充足的资金缓冲与发展空间。硅谷的成功离不开风投机构的“容错式投资”，红杉资本、凯鹏华盈等顶级风投机构采用“多轮融资+长期陪伴”模式，对初创企业的投资周期普遍长达8—12年，容忍技术研发过程中的多次失败。例如，特斯拉在成立初期连续6年亏损，红杉资本通过A轮至D轮持续注资超5亿美元，支持其电池技术迭代与超级工厂建设，最终推动特斯拉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龙头；谷歌在搜索引擎商业化初期盈利不明朗，凯鹏华盈的早期投资为其提供了充足的研发资金，助力其突破算法优化与服务器架构升级的技术瓶颈。

　　以色列构建了“政府引导基金+民间风投+海外资本”的多层级资本网络。政府主导的YOZMA基金总规模达1亿美元，通过“参股20%+收益让利”模式吸引全球30余家风投机构入驻，累计投资100余家早期科技企业，其中80%以上实现商业化落地；同时，以色列人均风险投资金额达4000美元，是全球平均水平的5倍，大量资本集中投向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农业科技等硬核领域，推动其在无人机侦察、精准农业等细分领域占据全球领先地位。

　　瑞士苏黎世-巴塞尔创新集群打造了“政府风险分担+多元资本协同+金融工具创新”的三维耐心资本体系，其核心在于将全球顶尖的财富管理能力与硬核科技研发需求精准匹配。作为全球离岸财富管理中心，瑞士管理着6.8万亿美元跨境资产，风险投资活动高度活跃，其人均风险投资额在全球名列前茅，为创新提供了雄厚的资本池。联邦政府通过创新署(Innosuisse)每年投入15亿瑞郎，对产学研合作项目给予最高50%的资金支持，且首创“公私联合基金”模式，由政府承担70%的早期研发风险。例如，在量子通信卫星项目中，联邦政府2.3亿瑞郎的投入成功撬动4.5亿瑞郎私人资本，促成全球首个量子加密通信网络商业化。

　　德国慕尼黑创新集群依托“双元制”资本模式，德意志银行、巴伐利亚州立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最长15年的低息研发贷款，年利率仅为1.5%—2.5%，且无需抵押担保。联邦教育与研究部设立的专项基金每年投入超30亿欧元，对产学研联合研发项目的补贴比例最高可达50%，重点支持智能制造、氢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的技术攻关。这种“长期信贷+专项补贴”的模式，匹配了工业技术研发的长周期特性，让德国在高端装备制造领域保持全球竞争力。

　　芬兰的国家创新资助机构(原Tekes，现为Business Finland的一部分)则专注于早期科技项目，每年投入约5亿欧元，为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清洁技术等前瞻性领域的初创企业提供无需抵押的启动资金，单个项目资助额度可达50万—500万欧元，且不要求短期回报。同时，芬兰养老基金、保险资金等长期资本占创新投资总额的60%以上，投资周期普遍在10年以上，为科技企业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支持，助力赫尔辛基成为北欧创新引擎。

　　三、开放包容的创新生态是国际科创中心的活力源泉

　　通过灵活的人才政策、完善的制度保障、宽松的文化氛围，形成吸引全球高端要素集聚的强大磁场。硅谷凭借美国的高技术移民政策，每年吸引全球超10万名顶尖工程师、科学家入驻，硅谷吸引了全美最大比例的H-1B签证持有者，其中绝大多数就职于科技企业，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催生了大量颠覆性创新。同时，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严格，专利侵权赔偿金额最高可达侵权所得的3倍，还建立了高效的专利交易市场，让创新成果能够快速流转。此外，硅谷形成了“失败即经验”的文化氛围，创业失败者不仅不会被排斥，反而会因积累的经验受到风投机构的青睐，这种容错机制鼓励创业者大胆探索。

　　法国巴黎都市圈依托欧盟人才自由流动框架，推出“巴黎科创人才计划”，为全球科创人才提供最长5年的居留许可及税收减免优惠，每年吸引超1.5万名国际技术人才与创业者落户；专利方面，构建了覆盖专利申请、维权、转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通过专利优先审查等通道，可将部分重点领域专利的审查周期大幅缩短，同时明确高校科研人员可享有专利转化收益的50%，大幅提升创新积极性；当地还秉持“宽容试错”的创新文化，政府设立专项创业失败救济基金，为遭遇挫折的创业者提供资金兜底与二次创业指导，让创新热情持续高涨。

　　韩国首尔创新集群推行“全球顶尖人才引育计划”，针对半导体、人工智能等核心领域人才，给予最高2亿韩元的安家补贴，外籍科研人员在集群内占比达32%；其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位居全球前列，对恶意侵权行为不仅课以高额罚款，还可判处最高7年有期徒刑，同时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专利交易平台，加速创新成果产业化进程。首尔市政府联合龙头企业搭建创业孵化器，为初创团队提供免费技术支持与市场对接服务，将严谨的制造文化与灵活的创新精神深度融合，培育出一批全球领先的科技企业。

　　新加坡创新集群凭借自由开放的人才政策，推出“科技准证”快速通道，外籍科创人才签证审批时间缩短至5个工作日，目前科技企业中外籍员工占比达30%。政府设立“创业容错保障基金”，为失败创业者提供最高20万新元的再创业启动资金及专业导师帮扶；国际化的专利保护与转化机制清晰明确，高校与企业联合研发的专利收益按高校35%、研发团队45%、企业20%的比例分配，充分调动各方创新积极性，助力新加坡成为东南亚的科创枢纽与金融科技高地。

　　此外，荷兰阿姆斯特丹创新集群聚焦生命科学与可持续技术领域，依托欧盟科创政策吸纳跨国研发团队，外籍科研人员占比超40%，专利转化效率位居欧洲前列。瑞典斯德哥尔摩创新集群以“绿色创新”为特色，推行创业失败免责机制，风投机构对有失败经历的创业者投资意愿提升25%，培育出众多全球知名的清洁技术企业。

　　四、对中国的启示

　　综上，上述三大核心规律的协同作用，让全球顶级创新集群形成了“创新要素集聚—技术突破—产业升级—生态优化”的良性循环。这些全球最佳实践为中国“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提供了清晰的镜鉴：

　　在“产学研用”层面，中国需进一步打破体制机制壁垒，强化高校和科研院所成果转化的市场化、专业化能力，建立更紧密、更长效的校企协同研发与利益共享机制，特别是在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的“死亡之谷”环节搭建更多实体化、功能化的桥梁。

　　在“耐心资本”层面，应着力构建覆盖科技创新全生命周期的多元化资本支持体系。鼓励发展真正具有“耐心”的长期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优化政府引导基金的运作模式，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投向前沿技术和硬科技早期项目，同时开发适配长周期研发的金融产品。

　　在“开放生态”层面，需以更大的开放力度集聚全球高端人才和智力资源，完善与国际接轨的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和服务体系，并在全社会培育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制度与文化，为各类创新主体提供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发展环境。

　　中国三大国际科创中心的建设，应在充分汲取全球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各自的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创新资源，走出特色化、差异化的协同发展道路，最终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增长极。

　　作者简介：

徐飞

　　资深教授，福耀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历任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西南交通大学校长、上海财经大学常务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