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既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重构国家创新体系的重大战略抉择，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动能培育的顶层作为部署。但客观上，由于长期分散交叉管理的机构设置后效影响，现实政策供给不足导致的基层贯彻落实乏力，部门管理条块分割形成的资源协同壁垒，以及基层实践操作上“想做而不会做”[1]等多元因素交织耦合，现实场域中不同主体/层级(含高等教育主体)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总体上极大面临“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资源统筹、评价联动”方面的制约掣肘。为此，基于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提出的“建设教育强国，龙头是高等教育”[2]的科学论断，以及学界关于“高校是教育、科技、人才的集中交汇点”[3]的系列论述，本文特从底层逻辑维度，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中的高等教育角色使命及行动范式进行探讨，兼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背景下的“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点路向”做细化思考，以期为相关政府部门及高教领域的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事项提供决策参考。

　　一、高等教育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中的角色使命阐释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并非并列式的“教育、科技、人才”领域的国家事业实践与政策组合，而是“教育、科技、人才”耦合关联和循环赋能的有机统合。在这其中，教育构筑起人力资本培育与增值的基础性根基，人才承载起科技创新与创造的主体性支撑，创新创造反哺为教育发展和人才集聚的动力源助推[1] [4]。而高等教育(以若干高等学校在系列职能发挥实践中结成的高等教育系统)作为衔接这一多重系统的关键组织，其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中的角色使命，不止于简单的“高等教育功能+高等学校职能”的叠加与拓展，具体分析阐释如下。

　　1.从“龙头”定位看高等教育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中的引领角色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龙头是高等教育”[5]。这一科学论断既清晰界定了高等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的引领地位，同时也从侧面指出了高等教育在功能使命上的“超教育系统”特性及内涵，即“高等教育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6]。而在这一基础上，教育强国建设并非孤立事项，而是与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同向共生、相互支撑的。为此，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中定位高等教育的角色使命，尤其需要“跳出教育系统”来审视高等教育发展，并将其置于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有机协同整体框架内科学定位。

　　首先，明确定位高等教育为教育强国建设的牵引力量。教育强国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基础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终身教育等多个层次的教育子系统。在这其中，高等教育处于金字塔的顶端，其人才培养质量、科研创新产出、社会服务输出，均在极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整个教育系统的整体实力及国际竞争力。尤其高等教育领域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不仅引领基础教育改革的方向，也为职业教育提供高层次的师资与技术支持，更是我国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和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关键支撑。更重要的是，高等教育通过培养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持续反哺和助推基础教育、中等教育、职业教育等发展，直接催生出教育体系内部“教育培养师资—师资反哺教育”的有机循环。可以说，高等教育是整个教育系统最为重要的输出端口，其发展水平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一国的教育供给能力和教育发展水平。

　　其次，明确定位高等教育为科技强国建设的核心引擎。从共时态层面看，科技强国建设需要以“基础研究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以及创新体系完善”为核心支撑。当前，我国高校作为基础研究的主力军、重大科技突破的策源地，承担了全国60%以上的基础研究和80%以上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获得75%以上国家自然科学奖和技术发明奖、55%以上的科技进步奖，特别是在生命科学、量子科技、人工智能、物质科学和空间科学等领域取得一批原创性成果”[8]。从历时态层面看，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追赶列强”的“两弹一星”，到在全球竞争中弯道超车的“载人航天”，及至当下开辟未来竞争新赛道、新领域的量子通信及人工智能，高校科研队伍历来都在国家科技创新创造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一众高校还通过“政-产-学-研-用-金”多主体合作的创新协同，在多个维度上直接或间接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应用。其间，得益于国家层面的“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2023—2025年)”实施，截至2025年底，高校发明专利产业化率达到10.1%[9]，与专项行动实施前相比提升显著。这一事实直接表明：高校科技创新成果正在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可以说，在当下，高校当之无愧地成为“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10]。尤其这种“结合点”定位与“龙头”定位一脉相承的持续演进，必将进一步形塑和巩固高校在科技强国建设中的核心引擎地位。

　　再次，明确定位高等教育为人才强国建设的主要阵地。从本质上看，人才强国建设需要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而高等教育长期保有“人才培养”的核心功能，可谓是各类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母机”[11]。无论是《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所分类的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农村实用人才[12]，还是2021年中央人才工作会议所提的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以及哲学家、社会科学家、文学艺术家[13]，抑或是市场体系中的“新业态人才”，其培养的基础起点和关键环节更多也都是由高等学校来完成的。在这一基础上，高校还通过博士后制度，直接培养造就大批量的青年科技人才;通过继续教育，系统提升在职人员的学历层次和职后发展动能等。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高校只有抓住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个根本才能办好，才能办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14]。尤其从底层逻辑上看，我们认为：这既是对高等教育育人功能发挥的根本要求，也是高等教育在人才强国建设中使命担当的集中体现。

　　2.从“交汇点”定位看高等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中的枢纽角色

　　如果说“龙头”定位是从纵向层级关系上揭示高等教育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中的引领地位，那么“交汇点”定位，则可从横向功能关系上进一步揭示高等教育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中的枢纽角色。

　　首先，高校应更好地成为知识生产、知识传播、知识应用的全链条贯通体。教育、科技、人才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本质上是以知识操作(知识生产+知识传播+知识运用)为基本逻辑链条而贯通起来的。高校既从事知识的发现与创造(科研)，也从事知识的传播与分享(教学)，还从事知识的转化与应用(社会服务)。这种全链条的知识操作活动，使得高校成为社会组织中唯一可同时覆盖知识生产、传播、应用的机构。相比之下，科研院所虽也有一系列的知识操作活动，但这种操作更多聚焦在知识生产领域，而企业的知识操作则主要聚焦于知识应用环节，教育体系中其他教育层次的知识操作则主要聚焦于知识传播。可见，高校这种全链条贯通的知识操作特性，使其无论是在打通“从0到1”的原始创新上，还是在“从1到100”的产业化应用上都独具优势，都可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中大有作为。

　　其次，高校应更好地成为学科、人才、平台的多要素融合集聚地。众所周知，现代大学总体是以学科为基础来进行办学的，由此也必然会汇聚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继而担负建设不同类型/行业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协同创新中心等科研平台的重任，兼承担相关的专科、本科及博硕士人才培养任务。这种“三位一体”的要素集聚融合，使高校天然地具备了将教育、科技、人才进行融合的基础条件。典型的如那些由高等学校来牵头承建的实验室(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抑或是大科学装置)等平台载体，其往往也都同时承担科学研究任务、高层次人才培养任务以及社会服务职能，其本身就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中极为典型的“微观载体”。可以说，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高校长期发展演化而成的“学科—人才—平台”三位一体结构，无疑就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较好组织形态。

　　再次，高校应更好地成为政府、企业及社会在国家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事项上的交互联结枢纽。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离不开“政—产—学—研—用—金”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和献力。在这一过程中，各级政府部门、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以及其他社会组织都要按照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部署要求密切合作、协同共进[15]。其中，高等学校作为公共知识机构，既天然地以“学(知识传播)+研(知识生产)”向前联结“政(政府)”+“产(产业)”，也在实践中以“用(知识运用)”向后联结“金(金融资本)”。这种多向联结，直接使高校成为“政府—市场—社会”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中深度交互的硬件“路由器”与软件“转换器”。典型的如：高校通过建设大学科技园、技术转移中心，将政府的政策引导、企业的现实需求、社会资本投入等有机结合起来，进而有效地融合为现实场域中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实践。

　　最后，高校应更好地成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短期需求与长期战略的平衡器。从中国式现代化基础性、战略性支撑的角度看，“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既要直接回应当下的经济社会发展诉求，也需持续引领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及国家发展动能培育。在这一过程中，高等学校因其相对独立的教育属性，特别是“百年树人”的教育功能发挥长效性，总体上可较好地超越市场短期波动干扰，形成对基础研究、人文社科、通识教育等的长效投入。客观上，也正是这种“慢变量”特性，使高校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孵化前沿技术方面生成明显的不可替代性。可以说，高校是国家各类创新主体中唯一能够同时兼顾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以及文化传承创新的组织。

　　综合前述两个维度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在国家顶层设计的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部署中，高等教育既是引领方向的“龙头”，也是聚合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资源要素的“交汇点”，更是贯通“政府、市场、社会”等多维参与主体协同的“交互枢纽”。换言之，在当下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的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中，高等教育尤须担负好如下基本使命：一是从国家战略层面，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的龙头，直接引领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协同建设;二是从运行机制层面，作为教育、科技、人才三大系统的核心交汇枢纽，持续贯通“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的高效衔接。而这种双重使命的耦合联动，无疑也要求高等教育(单一的高等学校、以及由若干高等学校结成的高等教育系统)应积极构建适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新兴行动范式。

　　二、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中的高等教育行动范式转向

　　对标“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理想样态的高等教育角色使命要求，传统并列运行的高等学校五大职能，既无法高效适配教育强国建设中的高等教育龙头作用发挥，也无法更好释放高等教育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中的深层效能。对此，尤须从“系统要素+系统整体”有机统合角度因势调整转向。

　　1.在人才培养转向上：从“单维育人”到“科教融汇、产教融合”

　　传统的高等学校人才培养模式，普遍存在“教学—科研、学校—社会”相对分离的情形。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往往以传授知识为主，学生以接受知识为主，且科研活动与教学活动的关联度不高，社会实践与课程学习的结合不够紧密。这种模式虽有助于培养掌握特定领域知识和技能的高级专门人才，但在“科”“教”分离的体制机制及制度文化下，这一模式难免会在相当程度上导致高校人才培养优势较难有效转化为高水平科研创新成果，优质丰富的科学研究资源难以集聚为“多学科交叉的复合型人才培养”优势[16]。故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背景下，高等学校人才培养有必要实施三个方面的转向。

　　一是聚焦科教融汇，将科研优势转化为育人资源和育人优势。一方面，可考虑依托高校与各类科研机构的精准化合作，系统性汇聚双方在师资力量、科研设施、学术成果、数据资源等方面的优质育人资源，进而构建起“科研资源服务教学—教学实践反哺科研”的双向赋能格局，最终从源头上提升育人内容的科学性、前沿性和实践性[17];另一方面，可考虑由高校持续依托本科生导师制、人才培养项目制等，积极吸纳本科生积极参与各类科研项目研究，培养其科学思维和创新能力。在这一基础上，还可进一步推动研究生科研选题与国家战略需求的紧密对接，以通过“在做中学+在研中创”的有机结合，不断创新高等学校人才培养模式。典型的如：部分国内顶高校以“强基计划”[18]的科教融合育人，有效形成了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与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的结合;又如，南方科技大学牵头建设的“深圳自由电子激光”大科学装置[19]，在服务于前沿科研攻关的同时，亦成为学生接触世界顶尖科研设施、在重大科技任务中成长的重要育人平台。这些育人模式的实践探索，核心共通点均在于将高校的科研活动转化为人才培养阵地，进而以学生的科研实践来加速学生个体的更好成长。

　　二是聚焦产教融合，将产业一线需求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一方面，引导高校主动对接行业企业的专门人才需求来调整专业设置和课程体系，探索实施“按出口开设专业+按出口设置课程+按出口开展实训+按出口实施教学”的产教融合型人才培养。特别在应用型高校和职业院校中，产教融合更应成为此类高校办学的主导方向。另一方面，持续鼓励高校教师群体赴企业生产一线扎根实践(诸如部分地区实行的“科技副总”)，并聘请企业专家担任高校兼职教师(诸如部分地区实行的“产业导师”)，更好形成“人才培养出口”与“市场需求入口”的高效对接。

　　三是聚焦贯通式人才培养，统筹构建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创新人才培养链条。一方面，可考虑由高等教育主动向基础教育领域下沉和延伸，通过多样化的学科竞赛、科学营等方式，既及时发现和培养具有创新潜质和创新思维的人才苗子，又倒逼和引领基础教育优化“育人模式”和“选材方式”;另一方面，更好贯通本—硕—博一体化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中的“人才中介纽带”和“科技动力源助推”更好地与“教育的主体性支撑”有机融合为若干可感可及的人才培养项目。

　　2.在科学研究转向上：从“学术导向”到“需求导向、使命驱动”

　　传统的高校科研评价普遍以论文发表的刊物、项目级别、奖励等级、专利数量等作为核心指标。这种做法虽易于横向比较和操作实施，但难免加剧高校办学发展实践与现实社会需求和国家战略急需间的偏离。为此，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背景下，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极有必要聚焦“科研使命”来加速三个转变。

　　一是从自由探索到“有组织科研”的转变。切实围绕国家重大战略以及区域发展急需组建跨学科、跨单位、跨地区、跨行业领域的科研团队，集中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和“卡脖子”问题。典型的如：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高校应主动对接国家实验室、科研院所、科技领军企业等多元主体，将分散的高校研究整合为有组织的协同攻关体系，最大限度规避科研事项上的各自为战和资源错配。

　　二是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的双向贯通。既直接实施以“科学”为本的基础研究来产出原创性成果，也更加关注以“技术”为应用的科技成果转化，尤其为更好实现高校在“教育培养人才—人才加持科技创新创造—科技创新创造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还可考虑构建“基础研究—技术开发—成果转化—产业孵化—人才获益—反哺教学—培育人才”的全链条创新机制。典型的如：上海交通大学实施的“科技成果转化专项改革”，将科研人员的收益分配比例提高到70%以上，极大地激发了转化动力[20]。又如，重庆大学通过设立“概念验证中心”，构建起从“想法—技术—产品—商品”的全链条验证服务体系，帮助高校老师把实验室里的成果进行技术和产业化验证，加速了科技成果走向市场的进程[21]。

　　三是从国内竞争到“全球合作”的转变。从我国“教育科技人才开放系统”向外部开放赋能，以及积极为全球贡献“教育科技人才公共产品”的角度出发，高校还应积极为“人类怎么了，世界向何处去”等问题的解决提供直接方案，尤其要与国际顶尖大学、科研机构开展科研协作。特别是在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公共卫生等全球性问题上，持续输出中国智慧、贡献中国方案。与此同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小院高墙”式科技封锁的背景下，我们的高校还应切实考虑通过面向其他“全球南方”国家的教育科技人才公共产品供给，更大力度吸引其优秀人才来华留学、研修访学、工作，进一步夯实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多元人才支撑。

　　3.在社会服务转向上：从“被动响应”到“主动融入、深度赋能”

　　高等学校传统的社会服务，往往以接受政府或企业的委托项目，或通过技术转让、咨询服务等方式展开，这种“被动”模式虽也具有一定的社会服务效果，但总体上难以形成长效持久的战略服务能力，尤其无法较好地体现高校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上的自发性、引领性和主动性。为此，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背景下，高等学校的社会服务职能极有必要实施三个维度的升级。

　　一是从单一的技术/服务转让到协同创新。与大型央国企、科技领军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等主体共同建设联合实验室、技术研发中心、协同创新中心等，打造“科研项目共担+知识产权共享+创新人才共育”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范式，集中将高校的智力资源与企业的产业资源深度融合，构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创新协同体。

　　二是从分散服务到体系化支撑。引导高校应聚焦所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急需问题，组建跨学科研究团队来提供系统性的解决方案，尤其要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环境保护、生态涵养、产业升级、公共服务等领域持续发挥高校的智库作用、人才对口帮扶作用等，切实将高校的社会服务从“单点突破”发展为“系统赋能”。

　　三是从被动完成任务到主动引领发展。依托高校的智力资源集中优势，持续为政府政策制定提供科学的决策参考，为企业的生产革新提供超前的技术储备，为行业的持续发展提供充足的人才支撑，尤其要让高等学校的整个社会服务都切实走在经济社会发展前面，真正做到适应并适度超前于经济社会发展。

　　4.在文化传承创新转向上：从“知识传授”到“文化自觉、价值引领”

　　文化传承创新虽是高等教育功能之一，但在一系列的以教学、科研为核心指标的“评价指挥棒”作用下，这一功能极易在实践中被边缘化。为此，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背景下，高等学校的文化传承创新理应实现两个方面强化。

　　一是进一步强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的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培育。尤其在当下，我们相当一部分的政策制定主体、政策执行主体，以及社会实践个体，都未曾有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的文化培育和观念塑造，从而导致其在具体工作实践中，仍将教育、科技、人才事项进行分开考量。典型的事实是：现实中的教育科技人才“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资源统筹、评价联动”问题;教育教学中的“科学知识学习”与“科学精神和科学意识培育相分离”问题等。二是进一步强化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在科技创新加速迭代，尤其是教育、科技、人才已然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基础性、战略性支撑的当下，高校尤需进一步强化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协同发展，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生物医学、深空探测等前沿领域的高层次人才培养中，更应进一步加强科技伦理和人文精神的培养，进而更好地使高等教育领域的科研实践，以及那些由高等学校所培养出来的高层次人才所实施的科学研究，都能始终围绕“技术向上+技术向善”方向行稳致远。唯有如此，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中的“教育科技人才”良性耦合，方能更好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服务于全人类的共同发展。

　　5.在国际交流合作转向上：从“引进来”到“走出去、深合作”

　　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背景下的“高等教育国际交往问题”，本质上即“引进来+走出去”协同联动的高等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问题。为此，需集中做好以下事项：

　　一是持续提升高等教育的国际话语权问题。积极地参与国际教育规则、国际学术标准制定、国际教育质量评估等全球教育治理事务，推动中国教育理念、中国学术成果、优质教育资源更好走向世界。尤其在这一过程中，要更加强调通过创办国际学术期刊、举办国际教育科技人才论坛等方式，进一步讲好中国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中国故事，发出中国教育科技人才更好服务世界的中国声音。

　　二是持续拓展高等教育领域的国际公共产品问题。积极探索面向全球，特别是“全球南方”的教育科技人才公共产品供给。更大力度引导高校在融入和服务“一带一路”倡议、上海合作组织、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金砖国家合作等机制的基础上，通过设立海外校区、孔子学院、技术转移中心、鲁班工坊等方式，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球南方国家等提供教育服务、科技支持和人才培训。在“留学中国”品牌建设中，更大力度、更高水平地培养更多知华、友华的国际人才。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亦应进一步强化我国教育科技人才公共产品供给的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建设，最大限度规避西方对我们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上的地缘政治操弄和歪曲叙事。

　　三、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中的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点路向思考

　　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文件，首次正式提出“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命题[22]，并启动首轮省级综合改革实践。党的二十大后，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布局全面升级：2023年7月6日，教育部宣布实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点战略工程”[23];2025年1月17日，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工作[24];同年12月，教育部公布首批39所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高校名单。客观上，此次的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点，旨在通过试点高校的改革探索实践，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探索构建面向未来的高等教育新形态。相较于以往聚焦单一领域的教学改革或科研改革，此次试点更强调的是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属内嵌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中的“试点试验”，在本质上承担有制度试验、路径探索的深层要义。为此，结合前述论述，思考探讨“试点试验”的实践路向如下。

　　1.改目标导向：从“教育本位”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

　　长期以来，高等学校办学实践的目标导向主要围绕“教育”自身展开，更多聚焦“教育系统”内部开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而对“教育系统”以外的科技创新创造、人才培育集聚，普遍存在资源要素流动和整合配置的协同壁垒。这种“教育本位”的行动范式，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有其合理性，但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的时代背景下已然亟需调整。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点的首要任务在于实施办学目标导向转向，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作为办学治校的关键路向。

　　具体而言，可集中考量实施三个方面的转变。一是变“单一目标”为“复合目标”。换言之，高校的目标考核不应仅关注“培养了多少学生”“发了多少论文”“承担了多少科研项目”等，而应将“产出了多少创新成果”“转化了多少技术成果”“服务了多少生产生活一线需求”“解决了多少国家战略急需问题”等纳入核心考核体系。二是从“内部循环”到“外部协同”，切实“推动高校从注重学科发展向服务国家使命转变”[25]，主动对接国家战略需求、行业发展趋势、区域经济布局，将自身的办学实践有效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一方面，主动围绕科技自立自强、产业转型升级、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优化学科布局和科研方向，更加高效地服务国家层面(至少是本区域)“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的深度衔接;另一方面，加强与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及其他社会主体的协同合作，打破区域内各教育科技人才资源要素高效流动的壁垒，推动创新资源及创新要素高效汇聚。三是走从“分轨运行”到“融合贯通”道路。高校内部的教学、科研、人事、财务、后勤等部门，亦应该在服务学校发展过程中，增强资源配置政策(举措)取向的一致性，科学形塑“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的内部治理体系。尤其在操作层面，试点高校可率先建立“三位一体”目标体系。如积极探索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指数”作为学校综合考核的核心指标，分设人才培养质量、科技创新能力、人才集聚水平、产教融合深度、社会服务贡献等若干二级指标。同时，将相关的一体化发展目标分解到各学院、各学科、各团队，形成层层传导、逐级落实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责任链条。

　　2.破难点堵点：消除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中的关键障碍

　　让试点高校更好地基于自身的角色使命实践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更好地支撑和服务全国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绝非一蹴而就的事，必须直面一系列的难点堵点。具体包括：体制机制、观念文化和资源条件层面的难点堵点。理论上，各试点高校理应在试点过程中系统识别并破解这些障碍，进而在一定时期的经验积累后形成可供其他高校借鉴、复制的一系列举措。

　　首先，集中考量破除体制机制层面的难点堵点。一是学科壁垒问题。当前高校的学科设置普遍以一级学科为基础，学科之间界限明显，跨学科交叉融合面临制度障碍。典型的如：一个做生物医学管理研究的高校教师，若按《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看，其知识操作活动明显涉及的工学(0831生物医学工程)、医学、管理学三个一级学科的交叉，但在学科评估、课题申报、学术成果发表中，生物医学工程既不是工学中最为核心的领域，也不是医学中最为关键的事项，更不是管理学中最为紧迫的内容，故极易陷入“每个学科都可以搭边，但在每个学科中都相对弱势”的境地。二是评价体系分割问题。当下的教育评价、科技评价、人才评价分别由不同部门主导，评价标准互不衔接，有时甚至还存在“政出多门的政策打架”问题。典型的如：教师既要满足教学工作量要求，又要达到科研任务指标，还要持续参与社会服务，但三者之间缺乏内在的有机联系，致使教师长期面临目标分散的多头考核，极易陷入发展取向上的莫衷一是的困境。三是高校的办学自主权问题。当下，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等系列政策的深入实施，我国高校的办学自主权总体上得以极大提升。但与此同时，诸如“高校编制及岗位管理自主权、薪酬分配自主权、经费及资产使用管理自主权、基本建设项目自主权”等，仍有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的空间。

　　其次，破除文化观念层面的难点堵点。一是改变“重科研轻教学”的惯习。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科研业绩普遍在高校教师职称晋升中占据高于教学业绩的权重，由此导致“高校教师在面临抉择时，受到职称评定、经费申请等更具‘含金量’的诱惑，很容易倒向科研一端”[26]。导致这一情况的深层原因在于：相当数量的教师群体及管理者对“科研是教学的源头活水+教学是科研的隐形动力”的互促关系认识不足。对此的改革，可谓势在必行!二是消除“重论文轻应用”的倾向。当下，虽然“破五唯”改革已然实施了数年，但在相当部分的高校科研评价中，论文发表数量与期刊档次仍位居核心指标行列，且与教师岗位聘任、人才项目申报及荣誉评价等直接关联。相反，社会服务等体现实际贡献的业绩却未能得到同等认可。由此导致教师在科研事项中过度关注“短、平、快”的论文产出，而对那些需长期投入、持续深耕的领域，往往缺乏足够的“耐心”。三是矫正“重引进轻培养”的偏差。部分高校将大量资源用于引进“帽子人才”，而忽视了对本土教师的培养和对青年人才的扶持。这种过度依靠“外引”的人才队伍建设策略，极易消解本土人才的“扎根奉献情怀”，甚至造成本土人才的规模性流失。之所以存在前述三个文化观念方面的难点堵点，核心原因就在于高等教育领域长期缺乏将“教育—科技—人才”放置一体谋划和实践的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因此，在高等教育领域更大力度培育“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文化，无疑也应是本轮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应集中解决好的事项。

　　再次，破除资源条件层面的难点堵点。一是资金投入不足，特别是企业界、产业界资金，以及其他耐心资本合法合规进入高等教育领域(特别是科研资助领域)的问题。这其中，尤需考虑科学破解“既能用好多元资金，又能避免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为资本所绑架”的问题。二是办学空间调整，特别是大规模中试基地、产业化园区限制的问题，极大限制了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时效，为此，可考虑构建“高校科研+产业科研+市场科研”有机融合的常态化机制。三是人才共享共用不足，特别是高校、产业界与科研院所之间的人才资源顺畅流动，以及企业高端人才合理进入高校协作育人的问题等，为此，尤须科学破除产教融合和科教融汇中的人才共享共用壁垒。

　　3.一体推进：把准高校可在综合改革试点中先行先试的关键事项

　　结合高等教育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中的角色使命，聚焦破解高等学校积极实践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的难点堵点，从理论层面思考“试点高校”可积极作为的核心内容如下。

　　一是在“学科设置动态调整与交叉融合”方面先行先试。积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科技发展趋势和产业发展需求，探索建设面向国家重大科学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学科群，并在学科群框架内自主设置“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碳中和+”等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和前沿学科等，兼以“学科特区”方式赋予跨学科团队独立运行的自主权，含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课程体系、师资队伍和评价机制等。在此基础上，还应对标“国家战略、区域急需、人口变动”的多元耦合，前瞻性布局学科专业动态调整，对长期招生困难、就业率低、与战略需求脱节的学科专业，予以及时的“关停并转”。

　　二是在“科教融汇+产教融合”的人才培养方面先试先行。积极探索以实践育人为主的“项目制”人才培养范式，持续淡化“专业”概念，将学校办学实践中的科研项目、产业项目等确立为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的基本载体。兼在这一过程中，打造“以项目推进相关主体为核心的‘多主体协同’的人才培养机制”。一方面，可考虑建立“双导师制”，聘请企业专家担任兼职导师，与校内导师共同指导学生，进而培养出扎实理论素养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兼备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另一方面，推动高校、科研院所和各科技领军企业共同参与人才培养方案设计，促进未来人才培养与科研创新、产业需求有效衔接。此外，高校还应探索“本硕博贯通”的人才一体化培养模式，尤其要对具有突出创新潜质的本科生实施个性化培养，支持其尽早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缩短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周期。

　　三是在“有组织科研+有组织成果转化”方面先试先行。从“跳出高等教育看高等教育”的维度，积极构建跨学科、跨学院、跨区域、跨行业领域的“大科研团队”，围绕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卡脖子”问题进行集中攻关。同时，应建立“成果转化特区”，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的自主权，允许其以技术入股、专利许可等方式参与成果转化，并享有较高的收益分配比例。此外，积极引入市场力量，更加高效地组织建设“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示范基地”等成果转化服务平台，通过对早期科研成果进行技术可行性验证等方式，降低成果转化过程中的技术和市场风险，加快创新成果落地。

　　四是在“人才引进、培养、评价、流动”一体化改革方面先试先行。对标科技自立自强要求，积极探索建立与学校发展实际相符的“人才特区”，对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实行“协议工资制”“年薪制”等更加灵活的薪酬制度，并赋予其岗位聘期、团队组建等方面的自主权。同时，进一步创新人才评价范式，全面引入大数据的“人才画像”对人才进行科学、立体的“分类评价”，特别是要对教学型、科研型、应用型教师实行差异化评价，并建立成果转化社会服务人才培养等维度的等效替代评价机制。此外，还应探索实施“促进人才合理流动”的支持机制，支持具有较强产业实践需求的教师，尤其是工程技术类的教师到企业挂职、创业，并保留其人事关系;同时，吸引企业高端人才到高校任教，进而真正地以人才的高效合理流动来服务学校发展。

　　五是在“高校内部资源配置政策取向一致性”方面先试先行。在这一点上，试点高校可考虑建立“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领导小组”，科学统筹学校内部的教育、科技、人才工作，以学校内部因势制宜的“教育培养人才—人才创新科技—科技反哺教育”小循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层面(含区域层面)的“教育培养人才—人才创新科技—科技反哺教育”大循环。同时，积极探索高校内部资源配置机制改革。一方面，分步实施高校内部二级单位的“预算制”改革，赋予学院更大的经费自主权;另一方面，试点探索“校—专业集群”的扁平化治理模式，赋予各类“专业集群组织”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成果转化和资源配置方面的更大自主权，尤其要在这一过程中，应切实增强学校内部“教学、科研、人事、财务、后勤”等部门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资源配置上的政策/举措取向一致性。

　　最后，在前述“改、破、试”三个维度的路向探讨基础上，为更好地集聚形成“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可复制、借鉴和推广的经验，我们还须从坚持系统思维和系统观念的角度出发：

　　(1)切实考虑39所高校的“分类试点+整体推进”问题。在分类试点上，切实区分研究型试点高校、地方应用型试点高校的差异化改革重点，最大限度规避改革举措部署上的一刀切。在整体推进上，做好各类试点经验的辩证吸收和推广借鉴，特别是要在试点过程中同步梳理改革方案、制度文本、实施成效，及时总结改革中的成功做法与风险教训，为其他高校推广借鉴。长远来看，39所试点高校不是改革终点，而是制度创新试验田，核心在于以这些高校的先试先行，分期、分批、分类探索可供全国其他同类高校参照借鉴的“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模式，进而最终以“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和“高等教育新形态构建”，系统化推动高等教育真正成为畅通“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的核心枢纽。

　　(2)切实重塑高等教育的战略定位问题。理论上，高等教育依托“教育强国龙头”的战略定位，承担着引领“三个强国”协同建设的使命;依托教育、科技、人才交汇枢纽的组织禀赋，担负着畅通三者良性循环的核心任务。但在实践中，这种双重角色使命的担当和效能生成，归根结底在于透过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等职能的融合共生。因此，“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中的高等教育实践，尤应“跳出高等教育看高等教育”，切实将传统聚焦于教育系统的高等教育发展，科学放置于“教育科技人才系统”中来加以科学定位。

　　(3)切实把握好破解“科教融汇、产教融合”体制机制障碍的窗口期问题。任何改革事项都有其特定的窗口期，且“改革的窗口期往往转瞬即逝，我们必须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利用一切有利条件”[27]。为此，试点高校应始终围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聚焦本轮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点的窗口期，全面跳出单一的教育思维/单一的教育系统思维/单一的高等学校思维/单一的高等教育系统思维，将由若干高等学校运行实践合组而成的高等系统变革，切实置于国家层面的“教育科技人才系统良性耦合运行”以及“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整体框架”内，更加客观、系统地审视高等教育的发展运行和内部治理，力争在2030年甚至更早时点，推动高等教育完成从传统学历教育载体转向“创新人才自主培养、原始科技创新、高层次人才集聚”的三位一体战略平台，进而高质量支撑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建设。

　　作者：段从宇(深圳大学 教育学部)，彭远鸿(深圳大学 教育学部)，安丽华(连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 段从宇, 杨诗博, 李均，等. 如何深化教科人体制机制一体改革[J]. 改革内参,2026(11):13-17.

　　[2] 新华社. 以教育之强夯实国家富强之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指明教育强国建设方向[EB/OL].(2023-05-31)[2026-08-02].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05/content_6883868.htm.

　　[3] 央视网. 深化教育综合改革 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EB/OL].(2024-08-09)[2026-08-02]. https://www.sogou.com/link?url=hedJjaC291NDxZ6Wyr6RTjPtO-BpbkehisCNzQnR-MJ48kByI22FZCzbcuIR1ZbWHDkThIRnRd4.

　　[4] 段从宇.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的理论逻辑与实施路径[J]. 学术探索, 2023 (3): 124-128.

　　[5] 习近平. 扎实推动教育强国建设[J]. 求是,2023(18):4-7.

　　[6] 习近平. 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8-05-03(02).

　　[7] 怀进鹏.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N]. 人民日报,2025-12-17(09).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介绍“十四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进展成效图文实录[EB/OL].(2025-09-23)[2026-08-02]. http://www.scio.gov.cn/live/2025/37430/tw/index.html.

　　[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发布会 介绍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2023—2025年)实施情况[EB/OL].(2026-03-24)[2026-08-10]. https://www.gov.cn/lianbo/fabu/202603/content_7063632.htm?f_link_type.

　　[10] 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 充分发挥高等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J]. 红旗文稿,2025,(6):4-8+1.

　　[11] 黄葱, 王顶明. 我国高等教育事权的演变、经验与启示——央地关系视角[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2(12):57-63+86.

　　[12] 人民网.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EB/OL].(2013-01-25)[2026-08-02]. https://cpc.people.com.cn/n/2013/0125/c244802-20328041-5.html.

　　[13] 习近平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 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 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N]. 光明日报,2021-09-29(01).

　　[14] 习近平. 论教育[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

　　[15] 管培俊. 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关键、难点与方法论[J]. 中国高教研究,2024(5):1-12.

　　[16] 王淑芳, 薛娇, 马海泉. 科教融合 协同创新 以开放的思维迎接新的教育革新：对话中国海洋大学校长吴德星[J]. 中国高校科技,2012,(11):6-10.

　　[17] 毛雅琴. 扎实推进教育科技人才深度耦合[N]. 新华日报,2025-12-04 (19).

　　[18] 吴月. 清华大学探索科教协同育人 师生“从游”培育学术志趣[N]. 人民日报,2025-03-19(07).

　　[19] 辛继召, 陈思琦. 大湾区成为全球创新中心不可阻挡：对话薛其坤[N]. 南方日报,2026-08-02(A01).

　　[20] 谷业凯. 深入开展科技成果转化专项改革，上海交通大学——“小切口”撬动“大收益”(科技视点·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N]. 人民日报,2024-07-29(19).

　　[21] 雍黎. 重庆大学：设立连接科研与市场的概念验证中心[N]. 科技日报,2025-02-19(05).

　　[2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EB/OL].(2011-01-13)[2026-08-10]. https://hudong.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8/201101/t20110113_114499.html?f_link_type.

　　[23] 吴丹. 多措并举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N]. 人民日报,2023-07-07(03).

　　[24] 新华社.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研究促进就业有关政策措施 听取优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布局建设情况的汇报 研究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工作[EB/OL].(2025-01-17)[2026-08-02].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501/content_6999482.htm?ddtab=true.

　　[25]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十五五”开局，教育向“新”而行：从全国两会看“十五五”时期教育新使命[EB/OL].(2026-03-14)[2026-08-02].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5147/202603/t20260318_1431266.html#:~:text.

　　[26] 赵婀娜, 葛亮亮, 邓睿. 教学与科研，一碗水如何端平(教学科研之辩)[N]. 人民日报,2015-04-27(12).

　　[27] 朱培雷. 必须牢牢抓住并用好改革“窗口期”[N]. 学习时报,2024-09-30(01).

Exploring the Role, Mission, and Action Paradigm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Integrated Advancement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lent Development”—With a Concurrent Discussion on the Comprehensive Reform Pilot of

　　Higher Education

DUAN Congyu, PENG Yuanhong, AN Lihua

　　(Faculty of Education,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 China; School of Marxism,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116024, China)

　　Abstract:Within the overarching framework of the national top-level design for the "integrated advancement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lent development," higher education, as the leading force in building a leading country in education, assumes a pivotal role in coordinating the synergistic advancement of a leading country in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lent. As an organizational carrier that converges and interconnects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alent cultivatio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possess the intellectual-operational endowment to bridge the "education chain—talent chain—innovation chain." This organic unity of dual role fundamentally compels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from the underlying logic: on the one h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ic elements (with universities as constituent units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it drives the various functions of universities from parallel development toward coupled symbiosis; on the other h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ystem as a whole (comprising multiple universities and their practices that constitute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it reinforces the supportive role of education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talent.Ultimately, these efforts aim to efficiently establish a basic action paradigm that serves the integrated advancement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lent development. Based on this understanding, the current comprehensive reform pilot of higher education must, in particular, ac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ircumstances in three key areas: "reforming" the developmental orientation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within the integrated advancement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lent; "breaking through” the difficulties and bottlenecks faced by universities in supporting and serving this integrated advancement; and "piloting” new benchmarks for universities in the integrated advancement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lent.

　　Key words: Integrated advancement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lent; Higher education; Role and mission; Comprehensive reform pilot of higher education;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