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岁考入大学，29岁不幸失明，36岁赴哈佛就读，后成为哈佛建校300多年来第一位获MPA学位的外国盲人学生，45岁代表中国站上联合国人权舞台——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北京市残联副理事长(兼)、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杨佳的人生，是一部关于“超越黑暗”的鲜活史诗。

　　推动视障考生走入普通高考考场，深耕无障碍阅读事业，在国际舞台为残障群体与中国形象发声……从个人突围到照亮他人，她的故事里，藏着一代人的精神底色，也藏着生命最动人的韧性与光芒。

　　陈志文：

　　您是78级考生，高考刚刚恢复，15岁就考上大学，当年您是如何抓住高考这个机会的？

　　杨佳：

　　是非常巧。高一的时候，正好赶上全国恢复统一高考。那时候因为学习成绩不错，在湖南省中学生数学和英语竞赛中名列前茅，学校推荐我去试一试。我当时很好奇，想着去感受一下高考考场是什么样子，就报名参加了，没想到一考就考上了。

　　我高一就读理科实验班，当时叫理科尖子班，我是班里的学习委员兼英语课代表，填报志愿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经验，一开始只是想去体验一次高考，结果顺利录取。学校教导处主任刘磊老师还专门找我和我父母谈话，劝我：你还没读完高一，今年先别入学，等到明年再考，成绩肯定会更好。

　　陈志文：

　　您后悔当初的选择吗？

　　杨佳：

　　我不后悔。我始终觉得要有只争朝夕的精神，同时心里充满新鲜感。中学环境我已经很熟悉，我很喜欢学校的老师和课程，但内心十分向往外面更广阔的世界。加上当时正值青春期，渴望走向更远的地方，能够提前走出中学校园，对我吸引力很大。

　　而且那是1978年，改革开放第一年，全社会思想空前活跃，可以说是信息迸发的年代。新华书店门口经常排起长队，我父母除了日常开销，余下的钱几乎全部用来买书，巴尔扎克的小说一次全部买齐，中外名著、各类著作应有尽有。

　　那一年，有两篇文章深刻影响了我们几代人，一篇是郭沫若《科学的春天》，另一篇是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讲数学家陈景润攻克哥德巴赫猜想的故事。当时我们那一代年轻人，心中的偶像就是科学家，人人都立志投身科研。可能很多人没有办法体会那个年代大家的心境，所有人热情高涨，崇尚科学家的探索精神，崇尚好奇、攻坚克难的品质，这颗种子在我们心里悄然萌发。

　　陈志文：

　　我有一个疑问，您在理科实验班，数学成绩十分突出，父母又都是大学工科教师，为什么没有选择数学或工科相关专业，反而选择读英语？

　　杨佳：

　　主要还是考虑到当时理科课程还有许多内容没来得及学，遵从自身兴趣。我父母那一代人主流学习俄语，我们这一代人则不然。湖南师大附中相对开放，常有外校教师、外籍专家前来听课。真正吸引我学好英语的，是我们英语老师独特的教学魅力。我的英语老师叫任理和，他上课时，把书本往讲台上一放，全程不用翻看，课讲得绘声绘色，娓娓道来。他阅历丰富，曾经远赴西非加纳担任农业领域翻译，那是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的故乡；他嗓音深沉富有磁性，经常为我们演唱《老人河》等歌曲。他和方龙伯等优秀的老师自带感染力，自然而然让我爱上了英语。

　　陈志文：

　　我也有同感。我中学地理老师原本学声乐，年纪大了没法持续演出，转教地理。讲课风趣幽默，比如讲到东北，告诉我们去东北一定要把所有厚衣服穿上，“没有就把被子裹上，到了东北千万不要揉搓耳朵鼻子，一撮就掉，但也没关系，找个炉子一烤就粘上了。”大家哄堂大笑，像说单口相声一样。一批优秀的老师，给一代人留下了快乐的求学记忆。我也能明显感受到，您对英语是发自内心热爱。

　　杨佳：

　　1978年恰逢改革开放，我们需要接触外部世界，语言壁垒会阻碍对外交流。英语就像一扇窗，掌握英语，新鲜的信息可以直接涌入。我当年还订阅过《世界之窗》杂志。掌握英语相当于走了捷径，想要查阅海外新知，可以直接阅读外文资料，不用等待翻译译本。当年译本往往存在很长时间差，有的甚至要等待一年之久。

　　英语是工具，依托这门工具，我得以了解英语国家的历史文化，学习英美文学。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学好英语，更增强了我的文化自信，我能够用英语向外讲述、传播中国文化，能在国家大剧院英文主持《爱心如歌》音乐会。

　　研究生毕业后我留在中科院研究生院，当时学校设立了与UCLA(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合作的英语培训中心(GSELC)，该中心是国内三大合作中心里办学质量最好的一处，主要培训公派出国人员、访问学者。我在这里开设英文写作课程“English Composition”，一周五天都有写作课，学生也由一开始不敢写、不会写，到写起来收不住笔；此前没有中国教师承担这门课，我是第一位。我们希望，外教能够讲授的课程，中国教师同样可以胜任。

　　我的一个学生用英文翻译了一部道家养生经典《黄庭经》并请我作序。这位学生原是北京广安门医院的舒萌达医生，是国医大师谢海洲，路志正，赵金铎的研究生。留美34年，她不忘初心：中医是研究生命的学问，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她曾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医学院任教，在美国首府华盛顿DC开设私人诊所，用英语向美国人介绍中医养生文化，深受欢迎。我读过她的文章“此黄非彼黄，养生经书《黄庭经》和医学经书《黄帝内经》医者必读”。她在美国发现英文译本《黄庭经》词不达意。有一年春节她回国探亲，和我聚餐，专门询问“精气神”、“内景”等中医名词地道的英文译法。书圣王羲之，楷书《黄庭》帖留下“换鹅”的美传；诗仙李白，“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舒医生翻译的《黄庭经》英文版，让两千多年的经典走进了现代西方社会。这样的例子不少。我由衷的为我的学生们感到骄傲，她们很会讲并且讲了很多的中国故事，为东方的古文明插上语言的翅膀，飞跃大洋，融入现代文明大家庭。

2019年杨佳与舒萌达在北京重逢

　　陈志文：

　　当下很多人提出，AI时代到来，英语学习的价值大幅降低，您怎么看待这个观点？

　　杨佳：

　　不可否认的是AI让信息交流更加便捷了。即便英语基础薄弱，依靠AI实时翻译，出国购物、简单沟通都可以实现，但这只是最基础的应用层面。

　　如果想要和海外学者深度交流、思辨对话，以及实现真正的知己知彼，仅仅依靠AI远远不够。翻译讲究信达雅，目前AI基本可以实现“信”、“达”，但是“雅”，需要深厚学识、人文涵养作为支撑，仅靠技术暂时难以达成。这次我去中国科大参加纪念严济慈先生诞辰125周年·科教传承研讨会期间，就专程拜访了科大讯飞研究院团队，就这方面问题进行了探讨。

　　陈志文：

　　我的理解是，AI只能解决工具层面的需求。当语言真正内化为自身能力，承载的是思维方式、文化认知，是放大个人综合能力的助推器，无法简单和人工智能画等号。

　　杨佳：

　　说得非常准确。AI让我们回归教育本质，也就是朱永新老师所说的《教育的减法》。当年我学习英语，书包里总要装着沉重的英汉字典、双解词典。现在AI解放了我们，不用随身携带厚重工具书了，但语言背后承载的是文化与思维。我有幸于2008年的端午节去采访了季羡林先生，在301医院和他交流。季先生通晓多国语言，甚至掌握吐火罗文这类古老文字。多元语言的学习，汇集形成他广博的智慧。

　　语言学习，重在信息输入与思想输出。当然，AI极大地打通了信息沟通壁垒，从这一点来说，AI技术能够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是非常有价值的。我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撰写了六十多份提案，其中一份提案聚焦“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条件”。偏远山区很难引进优质师资、优质课件，但借助AI技术，优质教育资源可以下沉。AI打破了地域限制，推动教育平权，是促进教育公平非常重要的助力。我的哈佛同学、凯风公益基金会秘书长甘东宇在这方面卓有成效，自2024年秋在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南诏镇瓦窑村的一所小学开展县域乡村未来教育试点，强调看见每个孩子。如今，该学校学业成绩从全县下游提升至全县上游，学生在全国AI创新大赛、生态漫画征集等国家级赛事获奖。

杨佳提交的《关于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条件的提案》

　　陈志文：

　　我们再回到英语学习这件事。您从教多年，如果给普通人分享学好英语的经验，会是什么？

　　杨佳：

　　从心理语言学角度来说，语言学习存在关键期，12岁之前接触外语，学习负担更小，事半功倍，越早开展语言输入，后期更容易实现顺畅输出。

　　学而不思则罔，大脑遵循用进废退的规律，持续思考、学习语言，能够充分开发大脑潜能。同时有研究证实，长期掌握多种语言、方言，持续进行记忆、思辨，可以有效预防和延缓阿尔茨海默病，也就是老年痴呆。

　　此外，语言最终要落到实际运用上。在近年的国际交往和联合国工作期间，我深有体会：语言是磋商辩论、沟通融合的桥梁。例如，精通7国语言、来自西班牙的前世界盲人联盟秘书长Pedro Zurita，1996年在香港第一次见到我之后，便萌发了学习中文的念头，并让我推荐并邮寄相关盲文书籍；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前主席Ronald McCallum教授的女儿也受我影响，学习中文，研究生期间专门研究中国环境保护法。可以说，语言是跨文明沟通的纽带，也是国家软实力输出的重要载体。

　　我曾在哈佛肯尼迪学院攻读公共管理专业，这所学院国际化程度最高，因为拥有最多的外国学生，如同一个小型联合国，各国师生汇聚，多元思想碰撞。受这段求学经历启发，2002年，我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国科大前身)开设了《沟通艺术》课程。我在课程方案里写明，授课采用国际通用语言，并且留下长远期许：未来如果汉语成为国际通用语言，我就改用汉语授课。

　　此外，开设这门课，也是受到我的研究生导师李佩先生的启发。李佩先生开创了中国科学院自费留学的先河，始终鼓励年轻人走出国门拓宽视野，在她的眼中不存在“人才流失”，只有“人才流动”。她在严济慈、李政道先生牵头推动的中国-美国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China-U.S.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 Program，简称为CUSPEA)，项目中担任英语口试和笔试的主考官，为广大有志于物理学研究的青年学者创造了赴美深造的机会，自1979年至1989年十年间选拔了近千位优秀物理学者。由于李佩先生出色的英语教学能力，只要英文水平证明书上有李佩的签名，就会得到美国大学的普遍认可。

李佩赠书中与CUSPEA有关的文献(图源：中国科学院大学图书馆)

　　陈志文：

　　您正好提到李佩先生，您曾经说过，对您影响最深远的两个人，一位是李佩先生，另一位是您父亲。在您成长道路上，李佩先生带给您哪些影响？

　　杨佳：

　　首先是学术道路上的指引。李佩先生被国内外誉为“中国应用语言学界第一人”。郑州大学读本科时期，美国导师Scott Pugh博士就开设了《语言学导论》，我对“社会语言学”方向十分感兴趣——它研究不同人群语言表达的差异，关注语言的应用层面。因此，我报考了李佩先生的应用语言学研究生。

　　李佩先生治学十分严谨，尤其注重实用性。她主编了我国第一套研究生英语系列教材，课本内容不局限于语言教学，大量篇目探讨科学、社会、人文思想，还收录了爱因斯坦百年纪念相关文章。内容覆盖芯片、计算机科学、心脏移植等前沿领域，我毕业留校任教，头一次感受到什么才是如履薄冰、教学相长，因为听课的学生很多是理工科背景。

　　此外，她也是精神导师。在人生至暗时刻，视力不断衰退，处境最为艰难的时候，我常常想起李佩先生。对比她坎坷的一生和坚韧的意志，我遭遇的磨难并不算什么。即便没有和她通话，仅仅想到她，我的内心就能获得支撑，榜样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

我国第一套研究生英语系列教材(图源：中国科学院大学图书馆)

　　陈志文：

　　您能不能分享几个和李佩先生交往过程中，印象最深的故事？

　　杨佳：

　　故事有很多。记忆最深的是我从哈佛学成归国，李佩老师邀请我到家里吃饭，说学校迎来了新发展，希望我学以致用，开设新课。她还给我开了一个书单，其中包含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以及杜维明新儒学的相关著作，还说自己也想读这些书。正是因为受到她的影响，我在2005年参加了北大的“全球化进程中的东方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现场聆听杜维明先生的主题演讲《新轴心时代的对话文明》。

　　还有一件事，当年我参与CUSPEA招生阅卷，有一次李佩先生和我聊起一名留学生在美国遇到的困境。这名学生十分优秀，也十分传统——他尊师重道，习惯被动等待导师主动沟通，不会主动上门交流；但在美国的学术环境里，导师认为该学生缺乏创新和独立思考能力，双方产生了很深的文化隔阂。

　　这件事让我意识到，单纯语言流利远远不够，跨文化理解与沟通至关重要，这也坚定了我后来开设《沟通艺术》课程的想法。实践证明这是个具有前瞻性的举措，且看最近28位顶尖数学家为AI时代的学术界立下的新规矩，哈佛峰会上形成的9条行动纲领中，第8条就是“强化沟通素养”。

　　陈志文：

　　在突然遭遇失明，坠入黑暗的至暗时刻，您是如何走出困境的，有哪些人生感悟？

　　杨佳：

　　这段经历很难被普通人真正理解。后天失明的痛苦，远超先天视障人群。熟悉的世界骤然改变，看书、读报、写作、逛美术馆、观影，这些日常爱好全部中断。我原本教授英文写作，但阅读、书写瞬间变得艰难。

　　日常处处充满障碍，桌椅棱角、半开的房门，很容易磕碰受伤。那段时间我都不敢出门，在家中行走都四处碰壁，内心十分迷茫。

　　每当陷入低谷，我的导师李佩先生和她的丈夫、“两弹一星”元勋中唯一的烈士郭永怀先生的精神始终激励着我。李佩先生90岁寿辰不愿举办庆典，学界以“李佩先生教育思想研讨会”的形式为她祝寿，严陆光等众多院士到场发言。我在发言时提到，人生不能只做“留得残荷听雨声”，要力争“映日荷花别样红”。

　　1999年，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国残联、北京市委联合主办了一场《杨佳事迹报告会》，李佩先生当时就在主席台上。今年，在CGTN为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的《长征组歌》全球英文诵读节目中，我在李佩先生塑像前朗诵了《过雪山草地》并表示，要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还有一件事让我获得极大鼓舞，有一年新学期，三名外教未能按时返校，博士生口语课已完成选课，教务处束手无策，找到李佩先生协调，她当即表态：杨佳可以顶上这门课。她从未把我当成需要特殊照顾的视障人士，而是给予我完全平等的信任。她眼光长远、心怀大爱，很早便提出借助GPS研发盲人导航设备，我很惊讶：当时美、日盲人协会年会也刚好在研讨同类技术，足以看出她超前的视野。

杨佳(右)和导师李佩

　　陈志文：

　　那段低谷岁月里，最难跨越的困难是什么？

　　杨佳：

　　最煎熬的是深入骨髓的无力感，自我价值感彻底崩塌。记得当时乘坐公交，售票员指引座位，我却无法判断方位。站在原地不动。那一刻会忍不住怀疑：一个在生活中，连“这儿”、“那儿”都无法弄清楚的人，那他的前路究竟在哪？我读中学时是长沙市业余体校排球队员，从小养成了不服输的性格，很难接受即将失明的自身状态的巨大转变。我没有放弃求医，假期辗转各地医院尝试治疗，多方求医后认清了现实，只能选择直面困境，从头学习如何适应黑暗中的生活。

　　无数生活细节都要重新适应：从前习惯剪掉衣服领口标签，现在要依靠标签分辨衣物正反；最怕的是下楼梯踩空，我曾多次因此踝关节骨折。从前常年沿马路长跑，视力衰退后才留意到城市马路牙子、无障碍设施存在大量改造空间。如今，所有常走的楼梯台阶、地铁阶梯数量，我全部熟记，这样出行才能多一份底气。

　　陈志文：

　　您失明8年后，选择前往哈佛读书，为什么？

　　杨佳：

　　当时正值世纪之交，国科大提出建设“亚洲一流、国际知名”的目标。我十分好奇国际顶尖院校的教学模式，正如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所言，想要亲身感受，亲口尝一尝“梨子”的滋味。那一年我36岁。

　　既然选择求学，就要冲刺全球最好的学府，于是我申请了哈佛大学，最终被顺利录取。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没有欣喜，心里充满顾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顺利读完学业。

　　开学选课我穿梭于shopping day试听课程，每一门课都极具吸引力，取舍十分艰难。同学们大多依凭个人兴趣、发展方向，自主规划选课方案。我超额选修了三门课程，并且把必读书目、推荐拓展书目全部通读完，我一直坚持“笨鸟先飞”，尽可能充分准备。

　　陈志文：

　　哈佛求学经历，给您带来最大的改变，或者说感受是什么？

　　杨佳：

　　我真切体会到一流高校、教育全球化的魅力。哈佛校园内，大家执着追求真理，鼓励创新，老师上课从不照本宣科，多元思想持续碰撞。相比常规课程，我格外珍惜各类讲座活动，因为讲座后半段是自由提问环节，不同观点激烈交锋，非常有启发性。我始终认为，提出好问题比拿到标准答案更加重要。

　　在哈佛，我不仅收获学位，同时完成了信息无障碍相关的学习。我当时身兼世界盲联理事、文化委员，出国携带的辅助软件无法适配美国设备，于是我尝试使用Kurzweil1000、JAWS读屏软件，相关研发团队结合我的专业需求，提供了适配方案，我边学边用，快速适应。同时我以教师的视角，观察不同教授授课风格，学习多样化教学法。

　　当年毕业典礼上，当我从院长约瑟夫·奈博士手中接过毕业证书时，他说：“祝贺你!佳，你是中国的软实力!”顿时，全场几千名师生自发起立鼓掌欢呼。那一刻，我十分激动，我用实际行动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人是好样的!

杨佳(左)在哈佛毕业典礼上和约瑟夫·奈握手

　　陈志文：

　　哈佛的经历，也为您深度参与国际交流打下基础，比如您后来担任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副主席。

　　杨佳：

　　您说得非常准确。2008年11月3日，由中国政府提名，我在纽约角逐“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委员。这是联合国新设立的人权机构，其使命是履行《残疾人权利公约》，41个缔约国参加投票，23名候选人，从中产生12名委员。连选三轮，我在第一轮就高票胜出，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委员。

2008年11月3日，由中国政府提名，杨佳在纽约竞选“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委员

　　国家履约审议会议原本不支持网络直播，因为在我国外交史上史无前例。我结合哈佛学到的国际组织改革趋势指出：占世界总人口15%的残障人士出行不便，很难亲自抵达线下会场，线上直播势在必行，最终会议实现全程直播，但整个过程伴随着多方博弈。

　　李佩先生传授的社会语言学理念教会我，对外发声要不卑不亢，有理有据。当时，国际人权领域冷战思维依旧存在，我所在的委员会的秘书处以及纽约联合国总部大量资源长期由美方主导，是没有硝烟的战场。首届委员会需要建章立制，一次全体会议上，秘书处突然发难，以联合国经费不足为由，提议取消中文工作语言。时任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副主席的资深外交家王学贤先生再三叮嘱我：这是联合国人权机构惯用的伎俩，一旦得逞，中国履约时会很吃亏，你千万要顶住啊!我多方沟通、决不让步，最终保住了中文正式工作语言的地位。

　　还有一次审议秘鲁履约报告，中文传译设备突发故障，委员会主席提议，我英语流利，可以直接用英文提问，但我仍选择等待设备维修完成再发言：如果这次默许跳过中文，等到中国履约审议时，极有可能再次出现类似问题，必须提前扫清隐患。

　　2010年4月14日，青海玉树发生7.1级地震，我依据公约第十一条人道主义救援条款，在第一时间请求联合国发表声明。这绝非易事，我做了大量说服工作，第二天一早，即北京时间4月15日凌晨2点44分，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发表《关于中国青海玉树地震的声明》，对我国政府切实有效保障震区残疾人各项权利给予高度关注和人道主义声援，并提出指导性意见。这种闪电般的速度，对于联合国来说是前所未有的。

　　也正是大量国际磋商的经历，让我更加懂得了《沟通艺术》这门课程的现实价值。

　　陈志文：

　　您长期推动视障群体无障碍阅读，为什么持续深耕这件事？

　　杨佳：

　　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特殊读者，又是首届残疾人权利委员会无障碍专家工作组成员，还主持过2010年联合国关于无障碍的一般性辩论日，深知视障人群最大的困境之一就是阅读。AI时代，我们理应借助技术打破壁垒。早在1996年香港举办的“视障人士信息技术国际研讨会”上，我就提出了“让信息技术与盲文和谐相处”这样的愿景，如今已成为现实。

　　当下，阅读资源存在巨大鸿沟，适配视障群体的读物不足普通读物的5%，国内可供盲人阅读的书籍占比更低，版权壁垒是核心阻碍。对此，依托《残疾人权利公约》第九条无障碍条款，我们持续推动落实《马拉喀什条约》(全称为《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已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是国际著作权条约体系中，第一部以保障残障群体阅读人权为核心宗旨的版权专门条约)，破除版权限制，惠及阅读障碍人群。条约落地后，阅读资源大幅增加，视障群体告别“书荒”。

　　这里我想特别推荐一本书——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童喜喜于2025年出版的作品《飓风回家了》。这部作品专为视障儿童创作，最早于2021年在《盲童文学》连载，之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推出盲文版、大字版和有声书三类无障碍版本。这本书和当年作家刘恒写我的那篇报告文学《小杨教书》一样，不说一个“盲”字，不刻意渲染残障身份，但处处都在写“在风雨中起舞”的勇气，完整践行了《残疾人权利公约》平等共享、《马拉喀什条约》的无障碍精神。

　　我为此书撰写了书评，《不朽的不是书，而是读书人》，刊发于人民日报海外版，并在图书发布会上分享推荐。这本书受众不局限于儿童，成年人阅读同样能有所收获。目前我已经完成这本书的英文翻译，计划录制英文有声版本，把优质中国作品推向世界。

　　陈志文：

　　2014年您提交提案，推动视障考生参加普通高考，被认为是“最有温度的提案”，当年就被教育部采纳了。当时是什么契机促使您提出这项建议？

　　杨佳：

　　我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考生，我和我的同学们都是“知识改变命运”的见证者，多年之后我发现，国内视障考生长期实行单考单招。北京联合大学、长春大学等就是视障学子心目中的北大、清华，但专业十分有限，只有推拿、音乐、钢琴调律、少量计算机方向，视障考生渴望有更多的选择来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

　　教育和就业紧密相连。《残疾人权利委员会第八届会议就中国初次报告通过的结论性意见》中指出，“残疾人自主选择就业机会不足”、“高等教育阶段对残疾人的支持有限”；有专家提出，盲人就业路径狭窄，高度集中在推拿行业。想要拓宽就业路径，教育改革必须先行，打破专业报考壁垒。

　　其实技术层面并不存在障碍，核心问题在于观念转变。因此我提交提案，推动视障考生参加普通高考。

杨佳提交的《关于视障人士参加普通高考的提案》

　　其实在提案落地初期，效果并不理想。教育部工作人员联系我，表示盲文试卷筹备难度大，首批试点考生成绩不理想，考虑第二年是否继续。我坚持必须持续推进，绝不能半途而废。第二年就有考生取得优秀成绩，之后陆续有昂子喻等视障学子考入一流高校，黄莺等人顺利考入211大学读研。

　　可以说，这项改革兼具现实价值与国际示范意义，高考考场搭建无障碍配套设施，主动接纳视障考生，为其提供“合理便利”是社会公平的重要标志。如今，越来越多视障青年通过普通高考圆梦，十分鼓舞人心。

　　当下，依托AI技术持续完善配套，这项有温度的教育改革定能稳步向前。同时，作为北京市残联兼职副理事长，我积极推动《北京市进一步促进无障碍环境建设2019—2021年行动方案》的出台与落地；当看到北京市长为我签发的聘书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院士教导我，要多为盲人朋友做实事，他本人也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的元年亲自为北京市导盲犬培训基地揭牌。我始终相信AI向善、科技有温度。甚至抱有期待，或许下一次采访的时候，我能够重新看见世界。

　　陈志文：

　　谈到您的经历，很多人习惯将您的人生分为两段：失明之前、失明之后。您认同这种划分吗？

　　杨佳：

　　可以这样划分。失明之前，我与他人竞争，努力超越别人。视力衰退之后，人生课题转变为超越自我。真正的对手从来不是旁人，而是自己。很多障碍源自内心，如果内心足够强大，叠加当下的技术条件，人人都可以追逐理想。

　　李佩先生曾经说：“追求是一首歌”。她生命不息，创新不止，一生永葆朝气，永远是科学春天里的年轻人，我和她精神相通。

　　陈志文：

　　您乐观积极的状态，和您的家庭、家教密不可分。您曾经说过，父亲对您的影响非常大，他带给您什么？

　　杨佳：

　　父母给予我的支撑难以估量。他们理解我深耕教育的选择：看到学生成长，是教书育人最大的乐趣。

　　父母如同人梯，托举我前行。年轻时，父亲作为一名“又红又专”的教师，跟随苏联专家奔赴全国各地找铀矿，深入艰苦一线，早年防护条件简陋，只发了一件雨衣，他长期接触放射性物质，健康严重受损，在家躺了半年才逐渐恢复。但他始终认为，为国奉献，一切都值得。在我最难的时候，他不离不弃，腰杆挺直，既是我的生活依靠，更是精神支柱。

　　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一群人的扶持。我站在无数前辈巨人的肩膀上，常怀感恩之心。

　　陈志文：

　　对话中您多次提到AI。您怎么看待人工智能带来的平权价值，是否可以有效缩小精英与普通人、健全人与残障群体之间的鸿沟？

　　杨佳：

　　我认为，AI可以充当“盲杖”，但是无法完全替代人类向导，也就是说AI只是工具，最终要依靠人来定义它的使用方向。对待AI，我们要引导技术向善。

　　当然，AI发展并非直线上升，发展过程中也会出现能力波动。AI可以承接大量重复性工作，充当辅助，记忆模糊的知识点、繁琐的资料整理等都可以交由AI处理。但人类必须保持高于人工智能的思考能力，学会引导、驾驭技术。

　　此外，科技助残，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大量新可能。在这里我想推荐一本书，《人工智能简史(第三版)》，作者尼克，本名张晓东，是我中科院研究生院同班同学。乌镇智库理事长、文津图书奖得主。今年4月推出新版，内容门槛友好，具备高中知识就可以读懂。《自然》《新科学家》杂志社都希望推出英文译本。该书英文版有望于年底或明年年初问世。

　　今年5月，我在美国与哈佛师生们交流中发现：当下全球各行各业讨论的话题几乎都会延伸到人工智能。AI眼镜、翻译耳机、智能盲杖、各类辅助软件，拥有广阔的应用和发展空间。这些智能设备不仅服务视障群体，也能够帮助自闭症儿童搭建沟通渠道。不少自闭症孩子难以和家人交流，但是可以和AI建立联结，维持社交能力，激发绘画、音乐等创造力。如，今年春节期间，我促成了中科院残联职康站18位小学员感受低空技术魅力的主题为“科技助翼 点亮心光”的无人机科普体验之旅，学员们欣喜若狂，流连忘返，原定一个半小时的活动持续了3个多小时!

　　总之，AI在教育、医疗、助残领域大有可为。当然，也要对技术的潜在风险提前预判、有效约束。科技要想发挥价值，离不开人类的包容与善意，建议人工智能产品研发团队兼顾多元人群的需求，共同打造一个包容性更强的社会。

　　虽然我看不见，但是人工智能可以赋予我“千里眼”。我始终期待，这方面科技发展的突飞猛进。我忘不了在去年九三学社成立80周年庆祝会上，韩启德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第十一、十二、十三届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主席，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对我说：“杨佳，好好保重身体，脑机接口等突破会创造奇迹!”

　　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有关光遗传学的突破也为盲人带来了希望。我期盼着重见光明的这一天早日到来。

　　陈志文：

　　现在00后、10后陆续走进中学、大学，年轻人常常陷入迷茫。最后，您有什么人生建议送给年轻人？

　　杨佳：

　　教学相长，我也时常从年轻一代身上学习。当下创新人才越来越低龄化。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个人理想应当和国家发展紧密相连。心中存有大我，才能最大限度激发自身潜力。

　　肯尼迪有一句名言：不要问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问问你们能为国家做些什么。引申开来，不要等待社会给予你什么，要主动思考自己能为社会创造什么。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我积极传播向上、向善的正能量。2015年3月，在十二届全国政协三次会议上，我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做《点赞正能量 厚爱正能量 弘扬正能量》的发言。该发言入选《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大会发言参考文本》，我也是首位登上全国政协大会发言席的视障委员。

杨佳提交的《关于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条件的提案》

　　仅仅考虑小我，遇到困境很容易退缩。前往联合国履职初期，多次遭受刻意打压，发言顺序被随意调整，发言内容被故意歪曲，处处碰壁。我一度情绪低落。时任驻日内瓦外交官开导我：压力不是针对你个人，目标是中国。如果你选择沉默，正中了人家的圈套，慢慢被边缘化。想要争取权益，就必须主动发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于是我主动联络肯尼亚等多国委员沟通交流。最终由多国委员提名，我成功当选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副主席，并且实现四年连选连任。

　　我在担任首届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副主席的四年里，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扭转了那些质疑中国人权发展的人们的观念。一位重度残疾人，一位女性，能够成为中国一流学府的教授，能够成为参政议政的全国政协委员，能够被中国政府提名参与联合国人权事务，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中国尊重人权最生动有力的佐证。

　　2011年，我获得哈佛肯尼迪学院校友成就奖，是当年全球唯一获奖者，也是该奖项设立以来第18位得主，联合国人权周报专门刊登相关报道。全球顶尖学府的认可，也为我们对外讲述中国故事提供有力支撑。

左图为“校友成就奖”颁奖典礼；右图为2011年联合国《人权周报》第26期报道

　　所以，“天生我材必有用”，年轻人首先要自我成长、追求卓越，同时把个人命运和家庭、国家、人类命运共同体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样人生才不会茫然，才会拥有归属感与使命感，才会有一份光发一份热。价值理念是需要代代传承的核心。物质、技术发展快慢都可以调整，但正确的价值观不能缺位。

　　令人欣慰的是，2026年领读者大会暨中国阅读三十人论坛年会上，我倡议设立的以导师李佩、郭永怀夫妇命名的、旨在弘扬其爱国、奉献、科学、创新精神的“永佩大讲堂”已成功开讲。

　　陈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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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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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AI越来越会读书，我们怎样读出自己?《永佩大讲堂》首次特别活动聚焦新时代阅读(https://article.xuexi.cn/articles/index.html?art_id=3281911656323236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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