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3日，接到深圳大学郁龙余教授的短信：目前，正在写《中华美德——季羡林成功的强大基石》一文。知道你和季先生感情深厚，深受他的影响和提携。能否提供一些具体情况，文字不论多少均可。

　　郁龙余教授提出的命题，促使我回想起与季羡林先生(1911-2009年)从相识到师生情近40年的往事。季羡林先生作为中国当代著名的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其卓越成就的背后是深厚的中华传统美德积淀。他精通12国语言，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多个领域卓有建树。1970年秋，作为第一批工农兵学员的我来到北京大学江西鲤鱼洲分校学习印地语。1971年北京大学江西分校撤销，我们回到燕园校本部，开始与先生相识，聆听他的教诲。在学习期间，先生为我们讲授印度概况和英语。1974年7月，我毕业留校后被任命为教研室主任，和先生在一个教研室。从此与先生在近40年的同事和在驻外期间保持联系中，先生的栽培、鼓励、支持和帮助，对我印象最深，最难以忘怀。留校后，季羡林先生在与我聊天时谈到，要搞好教学和研究，必须多学几门外语。1976年9月，在先生的鼓励下，我辞去教研室主任脱产在西语系学习英语，这对我日后的教学、研究乃至在国外的学习、工作均受益无穷。

　　现在回忆梳理季羡林先生的成功，最重要的是他根植于爱国、勤奋、谦逊、诚信、简朴、宽容、奉献等中华美德，这些美德不仅塑造其崇高人格，更成为他学术精进、人生圆满的强大基石。

家国情怀：强大的精神支柱

　　1935年，成绩优异的季羡林先生同时被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录取，他选择进入清华大学专修德文，为日后留学深造打下基础。在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期间，他师从多位著名学者，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冷门语言，这些选择并非偶然，而是基于祖国文化建设的需要。二战结束后，面对剑桥大学的高薪聘请，季羡林先生毫不犹豫选择了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来北京大学任教。这一决定背后的驱动力正是植根于他内心的爱国情怀。他深知，刚刚经历战乱的中国更需要知识分子的参与建设，而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也需要像他这样学贯中西的学者。

　　人教新课标六年级语文上册第二单元，季羡林先生在《怀念母亲》中写道：“我一生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我的那个母亲，一个是我的祖国母亲。我对这两个母亲怀着同样崇高的敬意和同样真挚的爱慕。” “后来我到德国留学，住在一座叫哥廷根的孤寂的小城，不知道为什么，母亲频来入梦。我的祖国母亲，我是第一次离开她，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母亲也频来入梦。” 他的这种将祖国视为至亲的情感，爱国行为是他强大的精神支柱。

　　季羡林自谓 “平生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灰，我也是爱国的”。1946年，他回国后，创建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开拓了中国的东方学研究，主编《东方文化集成》等丛书，推动中华文化传承与国际传播，为国家东方学研究奠定根基。热爱祖国、为国争光的赤子情怀，让他始终以学术报国为目标。在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期间，系统学习梵文、巴利文等古代语言。吐火罗文作为已经消亡的古代语言，文献稀少，研究难度极大，但先生却迎难而上，最终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吐火罗文专家之一。他晚年大力倡导“东方文化崛起”论和“大国学”观，提出“和谐”理念，致力于弘扬中华文化。他的学术研究深层动力，始终是在为民族文化复兴与人类文明进步积极贡献力量。

　　季羡林先生在学术研究的方向选择上专注于东方语言文化研究，尤其是印度学、佛教学等中国学术相对薄弱的领域，目的就是填补国内学术空白，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他研究翻译了《五卷书》《沙恭达罗》《罗摩衍那》等梵文名著，将印度文化经典引入中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先生的研究从不局限于书斋里的纯学术，而是始终关注中国文化在世界中的地位。

　　季羡林先生在《文化，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一文中提出"从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上来看，东西方文化的相互关系是‘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大胆预言21世纪将是中国文化复兴的世纪，体现了他对中国文化的深厚信心。这种文化自信不是盲目自大，而是建立在扎实研究基础上的理性判断，展现了一个学者爱国情怀的深度与厚度。

　　学无止境、积极进取。季羡林先生曾发现，英文里的 Sugar、德文里的 Zucker，根源都在梵文的śarkarā和khandaka，而印度人管白糖叫 Cīni(中国糖)……这说明西方原本没有糖……先生执着认为，“糖”这种东西背后，隐藏着一段不寻常的历史。1981年在他70岁高龄时，先生从一张敦煌残卷开始着手研究撰写《糖史》，天天跑图书馆，风雨无阻，寒暑不辍，最终完成于1998年，前后历时17年，是先生用力最勤、篇幅最大的一部学术著作，全书共73万余字。《糖史》共分三编：第一编为国内编;第二编为国际编;第三编为结束语。先生说，写作《糖史》“与其说是写科学技术史，毋宁说是写文化交流史”，旨在通过“糖”这一日常食品的传播历史，揭示人类文化交流的复杂轨迹。他按朝代顺序，耐心地梳理着每一条文献的来龙去脉，即使后代书籍中出现了前代的重复记载，他也视之为文明流转的明证。这种宁肯自己多费笔墨，也要为读者保留“全貌”的做法，《糖史》成为学界标杆，更成为一部关于糖的微型百科全书。

　　季羡林先生的家国情怀还表现在对青年学子的培养上。他深知国家的未来在于青年，因此将大量精力投入教育事业。先生对晚辈总是语重心长，循循善诱，勉励我们多读书，扩大知识面。他要求我们，做学问不仅要有实事求是的作风，而且还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他还多次告诉我，手头要放一本词典，这就是你的最好老师。写文章时有疑惑，要随时查阅，不可想当然，否则会贻害他人。先生还说，文章或译文完成后，不要急于发表，要放一放，然后再修改，就会发现有不少需要修改的地方。先生的这些教诲，至今仍激励着我，鞭策着我。先生对我的关心和提携至今记忆犹新，在我晋升讲师、副教授时对我的教学、研究和行政工作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最令我难忘的是，1999年先生鼓励我申报正高职称，并主动提出作为我申报正高职称的推荐人。

2002年张双鼓向季羡林先生汇报中国-澳大利亚教育交流情况。

勤奋自律：强大的核心支撑

　　季羡林先生作为东方学大师，其卓越的学术成就与人格魅力，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终生践行的勤奋与自律。他提出“天资+勤奋+机遇=成功”的公式，强调“唯有勤奋可控”。季羡林先生认为，“天资”，我本来想用“天才”;但天才是个稀见现象，其中不少是“偏才”，所以我弃而不用，改用“天资”，大家一看就明白。如果不勤奋，则天资再高也毫无用处。谈到机遇，往往为人所忽视。它其实是存在的，而且有时候影响极大。这种难能可贵的品质不仅塑造了他的学术生涯，也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精神典范。让我们从多个角度分析他勤奋自律如何成功的核心支撑：

　　季羡林出身山东清贫农家，幼时“家里一年只能吃一两次白面”，甚至需扫盐碱土腌菜度日。若非叔父接其进城读书，他可能终老乡野。然而，他抓住求学机会，每日课后加学古文、英文至深夜。高中三年连续六学期考试第一，展现了“勤能补拙”的极致实践，终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

　　《清华园日记》真实地记录了季羡林先生1932—1934年间在清华大学三年级、四年级的读书学习经历，其中既有迷茫和忧虑，也有坚守与无畏。我们不难发现，先生在青年时期严格的学习计划：面对课业压力，他虽偶有抱怨，却始终“干!干!干!”这种“在漩涡里抬起头来”的锐气，成为其学术突破的关键。回望青年他的读书生活和志业追求，仍可为青年一代提供激励与启示。

　　在北大任教期间，他每日伏案10余小时，即使晚年仍笔耕不辍，留下千万字著作。他坚持凌晨4点起床工作，践行 “闻鸡起舞” 式的治学态度，将时间利用到极致，研究累了就写论文、翻译，以工作轮换为休息。这种数十年如一日的勤勉，使他在学术上成果丰硕。在那种艰难危险的环境中，他经过10年不懈努力，百折不挠，终于将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罗摩衍那》2万多颂、280多万字的巨著翻译成长达9万多行的中文。这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一件盛事，它是世界上继英语全译本后的第二部中文全译本。

　　季羡林先生的勤奋自律不仅是个人习惯，也是人格与治学的双重修炼。《季羡林谈人生》中写道：“踏踏实实做真实的自己”才能抵御浮躁社会的诱惑，这种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后辈。他的生平印证了：“板凳甘坐十年冷。”他的勤奋与自律，既是学术生命长青的源泉，更是对人生机遇的把握。先生认为，机遇虽不可控，但勤奋能为其铺路。他凭借扎实的语言基础，在留学德国时抓住研究东方学的机遇，终成享誉国内外著名学者。

人格与学品：强大的治学生态

　　季羡林先生人格的核心为真、朴、谦、勇，学品则体现为严谨、执着、创新与传承。人格魅力与学术品格的统一：植根于实事求是、淡泊名利的人格魅力，真正成为学术品格的生命力。人格与学品合一：塑造了他纯粹的学术心态，远离浮躁与功利，专注冷门领域深耕，终成东方学大师。

　　季羡林先生自我定位为"只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这一简单而深刻的身份认同，蕴含了他对知识分子社会责任与学术使命的理解。先生认为，人生最好的状态，是活得明白。明白什么该抓紧，什么该放手;明白有些事要较真，有些事要糊涂。该忙时别闲着，该停时别强求，这便是最好的活法。他坦言 “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以真诚待人，这种谦逊让他赢得广泛尊重，也让他能潜心治学，不被名利干扰。我作为学生和晚辈，深知先生的脾气和性格，所以在他的面前有什么说什么，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有时讲错了，先生也不怪罪。先生曾自我评价道："我是那样的普通，普通得无法和周围的人加以区分。他如同一滴最平凡的水珠，无声地消融在大江大河的激流之中;他如同一粒最平凡的泥土，加入了无比浑厚的黄土地的浑重之中。

　　季羡林先生在专业领域内表现出坚定的学术立场和追求真理的勇气。精益求精、严谨治学的大家风范，在梵文与吐火罗文研究领域，他敢于挑战权威观点，取得突破性成就。先生是学界德高望重的前辈，却始终一身中山装、粗茶淡饭，毫无架子。凡事往好处想，生活往简单过。他没有因为学术地位的提升而改变生活方式，反而将更多资源投入到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中。每次我来向他请教，离开时都要送我到门外。

　　“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和“国宝”这三个高含金量的称号，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荣誉。季羡林先生对待学术荣誉的态度，展现了一位真正学者的精神高度。他多次公开辞谢"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顶桂冠，充分体现了他对学术的敬畏和对自我的清醒认知。在2006年底出版的《病榻杂记》中，先生认为自己并不配得上“国学大师”的尊号。因此，他郑重声明，自己并不称得上“大师”，甚至连“小师”都不够，更不配这顶桂冠。关于“学界泰斗”，先生解释道，泰斗是指至高无上的人物，通常在教育界和人文社会科学界有极高的威望。在学术界，他的贡献也并非没有，但远不足以被称为“泰斗”。因此，他也表示自己不配这个头衔，要求将“学界泰斗”的桂冠摘下。至于“国宝”，先生则指出，在中国，“国宝”一词通常用来形容大熊猫这类极其珍贵的动物。然而，自己并不认为自己能与熊猫相比，成为“国宝”。先生明确表示："三项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当今社会，“唯帽子” 导致学术评价体系失衡，资源向有头衔者倾斜，挤压青年学者与实干研究者的空间。先生多次公开辞谢“三顶桂冠”，其核心就是对虚名的警惕与对学术本真的坚守，在客观上构成了对学术界 “唯帽子” 风气的有力批判，为学界树立了重实绩、轻名号的标杆。

　　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解决教育领域的“五唯”问题——“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这些年来，学界对“五唯”问题已展开持续而热烈的讨论，对解决此问题多有裨益。

　　季羡林先生的人格魅力与学术品格交融：构建了一种强大的治学生态系统。这种生态不仅体现在他个人的学术成就上，更展现在他对后学的深远影响与中国学术传统的传承中。在学术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学术价值观面临多元挑战的今天，先生常告诫我们，真正的学术成就需要虚怀若谷的态度、严谨求实的精神、俭朴勤勉的作风和知行合一的品格作为支撑。他的治学生态不仅是个人学术成就的基础，也是整个学术共同体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

　　季羡林先生曾总结自己的学术道路："过去五六十年的学术活动，走的基本上是一条考证的道路"，而考证的目的"无非是寻求真理而已"，而真理的追求必须建立在扎实的学问和高尚的人格双重基础之上。这种整全的治学理念，值得每一位当代学人深思与践行。先生的学术坚韧不是僵化的固执，而是充满智慧与弹性的坚持。回顾、梳理和反思季羡林先生的治学生态，对我来说不仅是对先生的怀念，而且先生这种对学术研究的方式和态度，为晚辈和青年学子树立了榜样，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更重要的是对中国学术界未来发展的思考。

　　季羡林先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言行，告诫青年学子只有勤学，下苦功夫，才能求得真学问，知识是树立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基础。要扎扎实实干事，踏踏实实做人。要注意道德修养，树立正确的道德认知，注重道德实践。如果人生真有意义与价值的话，其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对人类发展的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责任感。要保持积极的人生态度、良好的道德品质、健康的生活情趣。他谆谆教导年青学子要树立正确的理想、坚定的信念，理想是指引人生方向，信念是决定事业成败，要扣好人生的第一个扣子。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作者张双鼓，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咨询专家、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原常务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