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科技竞争日趋激烈与国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的双重背景下，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成为国家战略抉择。这一部署既延续了“十四五”规划的战略布局，又回应了新时代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诉求。本文结合国际经验与中国实际，系统分析三大科创中心建设的战略逻辑、区域优势和发展现状，提出以差异化布局、机制创新、生态优化为核心的发展路径，为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高地提供理论参考。

　　一、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战略逻辑

　　当前，科技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核心战场，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正重塑全球竞争版图。美国硅谷、波士顿等顶级创新集群凭借原始创新优势，主导着全球科技发展方向与产业规则制定。数据显示，全球前25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中美国占据11席，欧洲形成稳健中坚梯队，而中国虽有7个城市(都市圈)跻身全球前25强，但在顶尖创新集群竞争中仍需强化战略支点。作为应对全球科技竞争必然选择的中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正是通过集中优势资源构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破解高端芯片、核心元器件等“卡脖子”难题，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抢占发展制高点，为参与全球科技合作与竞争筑牢根基。

　　建设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亦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支撑。创新是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枢纽，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则是实现“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最佳极点。从国内维度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区域作为我国经济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增长极，其前沿创新成果能高效辐射带动全国产业迭代升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高水平动态平衡，夯实国内大循环的坚实根基。从全球维度看，三大科创中心凭借开放平台优势，集聚全球顶尖人才、技术、资本等创新资源，积极开展离岸研发与跨境产学研合作，可有力推动国内产业链价值链向高端跃升，有效解决进出口结构不均衡、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痛点问题。因此，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不仅是全球科创资源的集聚地，更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策源地，能为新发展格局的稳步构建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建设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还是破解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重要路径。长期以来，北京、上海等核心城市凭借政策、人才、技术等优势形成强劲创新“虹吸效应”，大量创新资源持续向中心汇聚，周边地区产业升级动力不足、创新要素供给短缺，区域发展差距不断拉大的问题不容小觑。三大科创中心建设依托国家顶层设计，着力打通核心城市与周边区域的创新联动通道：京津冀打造“北京研发+津冀转化”的产业链条，让科研成果快速落地见效；长三角深化“上海科创+苏浙皖产业”的深度融合，实现创新资源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构建“港澳研发+内地产业化”的协同模式，借助港澳国际化平台赋能内地产业升级。此举有效激活区域协同发展的“辐射动能”，逐步形成“核心引领、多点支撑、协同发展”的区域创新格局，为全国范围内的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样板。

　　二、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全球经验与中国三大区域的独特优势

　　纵观分布在北美东西海岸、欧洲“蓝香蕉”地带(伦敦-巴黎-慕尼黑-苏黎世)、日韩太平洋沿岸等区域的全球顶级创新集群，不论是硅谷、波士顿地区的斯坦福、哈佛、MIT等高校驱动型，还是新加坡和日本筑波科学城的政府主导型，抑或是西雅图微软、亚马逊以及东京丰田、索尼的大企业引领型，其形成与发展均呈现三大共性规律。一是“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如硅谷依托斯坦福大学与高科技企业构建共生生态，科研成果转化率常年保持高位；剑桥大学与周边企业形成紧密的技术转化网络，实现基础研究与产业需求的精准对接。二是“耐心资本”支撑体系完善，风险投资、天使投资等资本深度参与从原始创新到产业化的全周期，为高风险、长周期的前沿探索提供资金保。三是开放包容的创新生态，实行灵活的人才流动政策、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与宽松的容错机制，加之多元文化的碰撞融合与市场化的政策环境，共同形成吸引全球高端要素集聚的强大磁场。

　　中国三大区域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独特优势十分明显。京津冀依托北京作为国家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地位，集聚了全国顶尖的科研机构与高等院校，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基础研究领域接近国际前沿。长三角产业协同与成果转化效率突出，凭借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已形成能与硅谷、波士顿直接竞争的实力。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与苏浙皖产业集群深度联动，构建了“基础研究-中试-产业化”全链条创新体系。粤港澳大湾区兼具“一国两制三关税区”的制度优势与“广深港”“广珠澳”科技创新走廊的空间支撑，在5G、新能源等领域实现应用领跑，其开放创新与跨境合作活力充沛。深圳—香港—广州科技集群连续4年位列全球创新指数百强，2025年更跃升至全球第4位。

　　值得指出的是，上述三大科创中心虽已稳居全球前十，但仍存在结构性短板。其一，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北京在基础研究领域接近前沿但原创性突破欠缺，大湾区基础研究投入占比仅7.64%，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其二，协同机制不健全，京津冀创新资源分布不均，长三角部分城市产业定位同质化，大湾区跨境数据流动与要素流动仍有障碍；其三，科技金融适配性不够，银行机构针对科创企业的信贷产品不足，初创期企业股权融资难问题突出；其四，高端人才结构矛盾，前沿领域拔尖人才匮乏，国际高端人才引进机制有待完善。

　　三、建设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关键路径

　　坚持差异化布局，强化区域协同优势。根据三大区域资源禀赋，实施精准化战略定位。京津冀聚焦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扩容国家实验室体系，推动北京科研资源向津冀延伸，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长三角建立跨省市产业创新联盟，统一技术交易市场与人才认定标准，放大成果转化效率；粤港澳大湾区深化跨境创新规则衔接，试点科研经费跨境使用与知识产权跨境保护，激活“一国两制”制度红利。通过建立区域协同决策机制，避免同质化竞争，实现创新资源优化配置。

　　完善科技金融体系，构建“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落实七部门《加快构建科技金融体制的若干政策举措》，推动三大科创中心开展科技金融先行先试。一是拓展科创金融产品，推广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信用贷款等业务，设立政府产业引导基金支持中小企业研发；二是壮大风投创投规模，吸引保险资金、养老金等长期资本入市，完善创投基金退出机制；三是强化金融科技赋能，利用大数据与区块链技术构建智能风控模型，提升跨境支付与结算效率；四是建立风险分担机制，完善科技保险与再保险体系，降低金融机构支持科创的风险顾虑。

　　聚焦核心短板，提升创新供给质量。针对原始创新不足与“卡脖子”问题，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推行科研管理“包干制”与负面清单管理，赋予科研人员更大自主权；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专项，围绕芯片、脑机接口等领域集中攻关；建立专业化中试平台与技术转移机构，完善“产学研用”利益共享机制，破解成果转化“死亡之谷”。同时，培育颠覆性创新生态，壮大顶尖战略科学家群体与“耐心资本”规模，鼓励长期、高风险的前沿探索。

　　优化创新生态，增强全球要素吸引力。实施更开放的人才政策，优化住房、子女教育等配套服务，推行“以创新价值为核心”的人才评价体系，打通国际高端人才绿色通道；加强知识产权跨区域执法协作，加大侵权惩罚力度，构建国际化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吸引全球顶尖高校与科研机构设立分支机构，深度参与国际科技规则制定，提升全球创新资源配置能力。通过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创新环境，让三大科创中心成为全球创新人才的集聚地与创新成果的诞生地。

　　综上，建设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中国应对全球科技竞争、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抉择，既立足国内区域优势，又契合全球创新规律。当前，三大区域已具备坚实的创新基础与鲜明的比较优势，但仍需在原始创新、协同机制、科技金融、人才引育等方面补齐短板。未来，通过差异化布局、机制创新、生态优化与开放合作，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必将成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与新兴产业策源地，为科技强国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在全球创新格局中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

　　作者简介：

　　徐飞博士，现任福耀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历任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西南交通大学校长、上海财经大学常务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