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高等教育被置于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协同发展的关键枢纽地位。从国际高等教育发展史看，普及化并不只是入学规模扩大，更意味着高等教育系统的功能结构、质量标准、组织形态和社会关系发生深层重组。关于精英化、大众化、普及化阶段的经典划分表明，当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后，系统治理的重点将从机会扩展转向结构分化与质量协调。有学者指出，高参与度高等教育体系往往同时伴随包容性扩大和内部层化加深，因而需要通过制度设计缓解新的不平等和结构错配。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突破60%，全面进入普及化发展阶段，但越是在规模优势不断巩固的背景下，越需要清醒看到学科交叉受阻、地方高校定位失焦、人才供给结构性错配、评价体系过度量化等结构性矛盾已经不再是局部性、技术性问题，而是关系教育强国建设全局的制度性命题，正在成为制约高质量发展的深层瓶颈。面向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战略目标，“十五五”时期是推动高等教育由大变强的关键转折窗口。本研究立足国家战略需求与高等教育发展现状，对全球高等教育变革趋势和高校区域互动融合进行考察，从现实瓶颈、国际镜鉴、核心突破和行动路线四个方面，讨论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关键支点。

　　一、现实审视：阻碍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四大结构性瓶颈

　　从高等教育发展看，普及化并不意味着系统性矛盾的自然消解，而是会把精英化、大众化阶段累积的资源配置、组织分化和质量保障问题进一步前置。“十四五”期间，我国高等教育实现历史性规模突破，全国新增本科专业布点8600个、硕士学位授予点4500余个，建成全球体量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人才供给总量持续扩容，每年高校毕业生规模超过1200万。规模优势为教育强国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也使内涵发展的结构性短板更加突出。当前，高等教育改革的核心问题已经不是“有没有大学上”，而是能否形成与国家战略、科技前沿、产业变革和人民期待相匹配的高质量供给体系。

　　其一，交叉学科建设深陷“六难”困局，学科边界固化为制约创新的组织壁垒。学科既是知识生产的基本单元，也是大学内部权力、资源和身份认同的重要组织载体。关于“学术部落与学科领地”的研究说明，学科共同体具有稳定的价值规范、边界意识和资源秩序。这意味着，交叉学科改革需要突破长期由院系、学位、职称、经费和评价共同塑造的制度边界。我国交叉学科布局起步较早，但客观来说，其制度设计尚未充分转化为实践效能，跨学科研究普遍遭遇开展研究难、协同合作难、经费资助难、成果认定难、创新文化培育难、学术身份认可难等现实障碍。从知识生产模式看，知识生产强调在应用情境中生成，具有跨学科、异质性组织和社会问责等特征，而学科壁垒问题的实质，则是传统以单学科共同体为中心的知识生产模式与现实复杂问题之间的张力。加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封闭、高筑的学科壁垒和研究范式已难以回应人工智能、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复杂前沿问题对系统集成、跨域协同和场景验证的要求。若不能有效重组学科组织，学科就会从知识分类工具异化为制约创新的制度障碍。

　　其二，地方应用型高校陷入资源分散与定位漂移双重困境，办学功能难以转化为区域发展动能。地方应用型高校长期追求学科布局“大而全”、资源配置“均衡化”，有限资源被“撒胡椒面”式分散，缺乏优势特色学科的集中培育，难以形成特色学科群和核心竞争力。更深层矛盾在于评价标准错位：不少地方高校仍沿用研究型大学的单一评价标尺，形成“重论文、轻应用”，“重学术声望、轻区域贡献”的导向，出现实验室数据亮眼而产业关键技术供给不足的“学术高地与产业洼地”割裂。相关研究表明，当资源获取、组织声望和评价标准高度绑定时，后发高校往往会模仿高声望组织形态，从而削弱自身类型特色。对地方应用型高校而言，真正的高质量发展不是简单向研究型大学看齐，地方应用型高校只有在区域产业结构、创新生态和公共需求中找到稳定位置，才能将学科优势转化为工程技术人才培养、关键技术服务、成果转化和区域治理能力。因此，地方应用型高校的困境并不是能力不足的单线叙事，而是资源约束、评价错位和定位漂移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三，学科发展逻辑尚未完成从“学科自身逻辑”向“国家使命逻辑”的根本转向，学术供给与公共需求之间仍存在张力。长期以来，高校学科设置多以学科内部细分、知识体系完整和学术共同体认可为主要依据，即便工学、农学、医学等强应用属性学科，也较多围绕“我能做什么”展开，而未能充分转向“国家需要什么、产业需要什么、人民需要什么与高校能够贡献什么相结合”的使命逻辑。高等教育系统的活力来自国家、市场与学术共同体之间的动态平衡，当大学越来越深度嵌入国家创新系统和社会问题解决过程时，学术共同体的内部标准需要与外部公共价值之间形成新的平衡。然而，“五唯”评价惯性尚未彻底根除，唯论文标尺在不同学科中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扭曲：文科研究的现实解释力和思想创造力被窄化，理科研究偏离基础科学的原初问题意识，工科研究弱化工程问题导向，医科研究容易忽视临床价值和健康服务贡献。学科专业作为人为建构的治理工具，本应随科学演进、学生发展和社会需求动态调整，却在实践中固化为影响改革的组织边界。

　　其四，人才供给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存在结构性错配，规模优势尚未充分转化为能力优势。近年来高校毕业生总量持续增长，人才供给规模不断扩大，但供给结构与国家战略需求、科技前沿演进和产业岗位变化之间仍不匹配：人工智能、智能制造、集成电路、生命健康、绿色低碳等领域人才供给不足，高层次复合型交叉人才储备短缺，毕业生知识结构、实践能力和岗位胜任力与市场真实要求之间存在落差。其根源在于，学科专业调整机制仍偏静态，专业设置、招生计划、师资结构、课程体系、实践平台和质量反馈之间尚未形成贯通闭环。国家有关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的政策已经明确要求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优化专业布局，但真正的制度难点在于建立“需求预警-政策协同-资源配置-质量反馈”相贯通的闭环与连续机制，使高校能够在国家战略急需、产业迭代速度和教育培养周期之间保持动态平衡。若缺乏这样的闭环机制，人才培养就容易在专业目录上“追新”，但在课程与培养体系上“滞后”。

　　综合来看，我国高等教育的主要矛盾已经从“总量供给不足”转向“供给结构与国家战略、科技前沿、产业发展不匹配”。如果说普及化阶段的前半程主要解决机会扩展问题，那么普及化中后期的改革重点则在于通过分类发展、学科重组、质量保障和评价改革，实现系统结构的再平衡。“十五五”改革的核心任务，就是在规模优势基础上推动质量跃升，以结构优化、评价改革和治理重塑支撑高等教育由大变强。

　　二、借镜观形：全球高等教育变革的三重走向

　　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正在重塑全球高等教育发展范式，把高等教育推入“结构性再组织”。全球高等教育变革并不是简单地向某一国家模式收敛，也不是若干国家案例的并列陈述，而是大学在知识生产、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产业创新和公共责任之间重新定位的过程。已有研究表明，现阶段高等教育正在同时受到大众化、国际化、知识经济、质量保障和公共责任等多重力量的影响。与传统改革不同，当前变革的核心不是单个学科或单项政策的调整，而是大学与国家、市场、社会之间关系的交织与重组。已有研究已充分证明，大学在知识生产、产业创新和社会协同中的边界正在被重新定义。在此背景下，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相继围绕人工智能、质量保障、学科结构、人才培养和财政激励推进改革。以下提炼其背后共同呈现的三条改革路径：一是以人工智能和复杂问题为牵引的知识生产与学科组织重构路径；二是以学习成果、资格互认和质量文化为核心的信任治理路径；三是以国家使命、产业政策和财政杠杆为支撑的结构性资源配置路径。

　　(一)路径一：AI驱动下的学科敏捷迭代与治理风险并存

　　美国高等教育在新技术驱动下表现出较强的学科敏捷调整能力。麻省理工学院设立“人工智能与决策”主修专业，两年内跃升为全校第二热门专业；全美多所大学快速增设人工智能、网络安全、数据科学等专项学位，传统计算机科学专业生源被更细分、更贴近前沿应用的培养项目分流。从理论上看，这种快速迭代能力与美国高校较高的院系自主权、课程市场反馈机制、产业资本连接和跨学科研究传统密切相关。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关于融合研究的报告指出，面对复杂科学和技术问题，高校需要通过组织结构、教育训练、资助机制和评价方式的同步创新，促进不同学科的深度整合。

　　但美国经验也警示我们，学科敏捷调整不能脱离稳定的公共治理基础。近年来，美国高等教育面临政治化干预、联邦项目削减、生源萎缩和成本攀升等多重压力，部分高校在财政约束下不得不压缩学术投入。这说明，市场和技术能够推动学科快速更新，但若缺乏稳定的公共投入、清晰的大学使命和有效的质量治理，也可能加剧高校发展的不确定性。对我国而言，应学习其快速响应技术变革的机制优势，同时避免政策短期化、财政不确定性和市场逻辑过度扩张对大学使命的侵蚀。

　　(二)路径二：质量保障由外部合规审查转向内生能力建设

　　欧洲高等教育改革的突出特点，是把质量保障从外部合规检查推进到高校内部质量文化建设。欧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标准与指南(ESG)强调，质量保障首先是高校自身的责任，外部质量保障应服务于内部质量改进，而不是替代高校的主体责任。这一理念与博洛尼亚进程以来欧洲高等教育区建设高度相关，其目标并非单纯追求跨国可比性，而是通过学习成果、资格框架、学生参与和外部评审等机制，形成可持续的质量改进生态。2024年欧盟推出“欧洲学位”蓝图和相关质量保障、学历承认建议，进一步试图把跨校联合培养、跨境课程、自动承认和质量保证联结起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高等教育学历资格承认公约》则把公平、透明、非歧视和可靠信息作为资格承认的基本原则，标志着质量保障已经从区域内部制度安排扩展为全球高等教育流动的信任规则。这意味着，欧洲及国际范围内的质量保障改革，正在从“是否符合外部标准”的程序逻辑，转向“高校是否具有持续改进能力”的能力逻辑。对我国而言，外部评估的价值不应停留在材料审核和指标排名，而应通过同行评议、社会参与和数据反馈，促进高校形成自我诊断、自我改进、自我更新的质量文化。

　　(三)路径三：以财政杠杆推动学科结构性重组

　　日本高等教育改革呈现出政府产业政策、财政资源配置和高校学科调整强协同的特征。文部科学省通过专项基金支持高校面向增长领域调整院系结构，东京大学规划新设人工智能、太空、机器人等前沿技术领域相关院系，并采用英语授课培养国际化科创人才；全国范围内通过招生名额调整推动理工科扩招，目标是提高自然科学领域学位比例；部分文科院校压缩传统招生名额，增设建筑设计、农业信息、脱碳技术等交叉应用学院；本科-硕士五年一贯制则旨在缩短高层次技术人才培养周期。日本实践说明，政府并非只能通过行政命令推动学科调整，更可通过财政杠杆和政策激励，引导高校把办学自主性转化为服务国家产业战略的行动能力。但任务化重组同样存在风险：如果国家战略被简单理解为短期产业热点，容易造成高校追逐政策项目、压缩基础学科、削弱学术自主；如果财政激励与评价周期过短，也可能诱发新的同质化和形式主义。有研究表明，大学自治与竞争性资源配置之间存在互补关系，单纯行政控制并不能自动提高大学绩效。因此，国家战略牵引必须与大学自主、长周期评价和基础研究保护相结合。

　　概括而言，全球高等教育的三重走向代表了三条具有普遍意义的改革路径：其一，面向人工智能和复杂问题的知识生产重构，要求高校具备跨学科组织和敏捷专业调整能力；其二，面向跨境流动和社会问责的质量治理重构，要求高校从外部合规走向内部质量文化和信任基础设施建设；其三，面向国家战略和未来产业的资源配置重构，要求政府以财政、招生、平台和评价等工具形成任务导向的政策组合。三条路径共同说明，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层逻辑已经从“规模扩张”转向“系统适配”，从“单项政策优化”转向“治理体系重塑”，从“高校内部自洽”转向“国家使命、科技前沿、区域发展和学生成长之间的动态平衡”。由此观之，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既要坚持国家统筹，也要把分类评价、资源配置和高校自主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形成有方向、有弹性、有反馈的现代治理体系。

　　三、核心突破：以分类发展与差异化评价破解高等教育结构性失衡

　　分类推进高校改革、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是化解当前高等教育多重矛盾的关键牵引。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十五五”规划纲要均将分类推进高校改革、深化教育评价改革列为重点任务。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社会人才需求呈现多层次、多类型、多元化特征，改革必须从过去强调“分层发展”的逻辑，转向重视功能分工和使命差异的“分类发展”逻辑，并配套建立差异化管理和评价体系，实现“不同赛道、不同标尺、不同支持方式”。

　　(一)明晰三类高校差异化使命定位，扭转“千校一面”同质化格局

　　分类发展的前提，是把不同类型高校放在国家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和区域发展格局中重新定位。明晰研究型、应用型和技能型三类高校使命定位，首先要从“分层发展”的惯性转向“类型生态”的思维。

　　研究型高校应以原始知识创新、战略科学家培养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为核心使命，围绕基础研究、前沿颠覆性技术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和高层次人才培养高地。对这类高校而言，最重要的不是短周期成果数量，而是能否提出新问题、开辟新方向、组织大团队、建设大平台，并在长期知识积累中形成不可替代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应用型高校应面向区域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纵深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汇，聚焦工程技术人才培养、关键共性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和产业服务，实施“办学能力优质、服务区域优秀”的“双优”工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应用型高校的优势在于把真实产业问题转化为教学内容、科研选题和技术方案，在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工程技术人才培养、成果转化和区域创新生态培育中形成切实贡献。技能型高校则应突出技术技能培养和岗位能力塑造，面向实体经济一线输送高水平技术技能人才。新型工业化、数字化转型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并不只需要顶尖科学家和工程师，也需要能够理解复杂设备、掌握工艺流程、适应智能制造场景并持续更新能力的高技能劳动者。把技能型高校简单置于高等教育链条末端，是对技术技能形成规律的误读。它们应当在职业能力标准、工作过程知识、产教融合平台、现代学徒制和终身学习体系中形成特色，而不是被迫以论文、课题和“升格”作为主要成功标志。三类高校不是高低之分，而是使命、功能和评价逻辑之别。只有使各类高校各安其位、各展所长，才能改变“千校一面”的同质化竞争，形成研究型高校引领创新、应用型高校支撑产业、技能型高校夯实一线能力的协同生态。

　　分类发展还需要在国家战略与区域实践之间形成更紧密的双向赋能。高校与区域的关系正在从“物理共存”走向“化学融合”，高水平大学不仅是城市名片和文化窗口，也是区域创新生态的核心结点。哈尔滨工业大学在航天科技与计算机领域、西北工业大学在军用飞行器制造领域的长期贡献，体现了研究型高校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独特价值；浙江大学通过遍布全省的技术研究院网络嵌入地方产业集群，大连理工大学依托工科优势融入辽宁产业升级转型，则展示了应用型服务和区域协同中的大学功能。对地方高校而言，分类发展不是降低要求，而是在真实需求、优势学科和区域资源之间找到高质量发展的生长点。因此，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深层目标，是把过去围绕单一声望体系展开的竞赛，改造为各类高校各司其职、协同共生的良性生态。

　　(二)以贡献治理重构评价标尺，破解“指标治理”的反身性陷阱

　　评价制度不是中性的测量工具，而是资源分配、组织行为和学术文化的强信号。Espeland和Sauder关于排名反身性的研究指出，公共测量并不只是描述现实，还会反过来重塑被测量对象的行为与目标。我国高等教育评价中的“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唯帽子”问题，本质上不是指标技术问题，而是单一绩效逻辑对大学复杂使命的压缩。过度量化评价至少存在三重深层危害。第一，它以标准化指标压缩高校差异化发展空间，使高校把“更像研究型大学”误认为“更高质量”，从而催生“大而全”“同质化”和“为指标办学”的组织冲动。第二，它以碎片化成果替代立德树人的整体目标，把人才培养、价值塑造、实践能力、长期成长等难以即时量化的任务边缘化，形成“重科研、轻教学”“重项目、轻育人”的扭曲激励。第三，它使量化成果、人才头衔、平台项目和资源倾斜相互强化，形成闭环式马太效应，既加剧校际分化，也削弱跨学科协同和服务区域的动力。对应用型高校而言，若继续照搬研究型大学的评价标准，就会把其最应强化的工程实践、产业服务、技术转化和区域贡献置于评价边缘，最终导致“夹心层”困境制度化。

　　因此，深化教育评价改革，必须彻底破除“一把尺子量到底”的过度量化评价弊病，确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核心的价值导向。具体而言，一要全面破除“五唯”桎梏，摒弃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唯帽子的片面考核逻辑；二要实施分领域评价准则，基础研究重点考察原创性、学术价值与科学贡献，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则以产业转化成效、用户反馈和市场实际检验为重要标尺；三要强化用人单位和社会主体的评价参与，将毕业生岗位胜任度、长期发展质量和服务对象满意度纳入人才培养质量评价；四要统筹职称、编制、薪酬、科研平台、招生计划等配套政策，打通评价改革制度链条；五要涵养创新文化，弘扬科学家精神，完善科研诚信、科技伦理和学术共同体治理。同时，还必须搭建政府、行业、高校、社会“四元主体”协同评价机制，将关键行业难题攻关、技术转化收益、实践育人成效、毕业生就业质量和服务区域贡献作为应用型高校核心考核指标，真正以“新尺子”评价“新赛道”。

　　评价改革既要“破”，更要“立”。破“五唯”只是纠偏的起点，真正决定改革成效的是能否建立兼具科学性、公平性与引领性的评价新标尺。科研和人才培养均具有长周期属性，“短平快”的评价方式容易诱发功利化和短视化，应强化过程性、周期性和阶段性评价，推广以“小同行评议”为核心的专业评价机制，赋予学术共同体更大职业自主权，使评价回到专业标准、学术规范和真实贡献本身。对于教学型、科研型、社会服务型人才，也应在同一价值体系中予以同等尊重，让各类人才在各自赛道上跑出最好成绩。

　　四、行动路线：以结构重塑、机制再造和数智赋能推进“十五五”高等教育改革

　　“十五五”时期，高等教育不仅要承担基础研究主力军、人才培养主阵地、原始创新策源地的基本使命，还要承担国际合作主界面、文化弘扬主干道、文明指引航标灯等时代职能。立足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保障优质均衡高等教育供给三大核心任务，未来改革应在结构变革、模式变革和体系变革中协同推进。

　　(一)搭建“顶天立地”的学科专业敏捷动态调整机制

　　“顶天”，是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建立快速响应通道，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科技制高点，前瞻布局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命健康、空天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学科专业，形成必要的战略储备。“立地”，是立足区域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培育特色优势专业，避免盲目追逐热门赛道和低水平重复建设。制度设计上，应构建“需求预警-研判决策-专业撤并转立-质量反馈”相衔接的敏捷响应链条，依托国家人才供需对接大数据平台、行业发展监测和区域产业图谱，定期识别紧缺领域、冗余专业和潜在增长点。在保障教育规律和培养周期的前提下，赋予高校更充分的专业调整自主权，同时建立撤销、合并、改造、新设的分类通道，使学科布局能够跟上科技和产业变革节奏。学科调整不仅是制度和结构层面的优化，也涉及教师发展、学术归属和组织文化。改革不能简单理解为对既有学科和岗位的压缩，而应通过转岗培训、资源倾斜、平台建设、团队重组和新课开设，引导教师向新兴、交叉和战略急需领域有序流动。麻省理工学院以共享教职方式推动计算科学与传统学科深度融合的经验表明，跨学科建设的关键不在于机械增设机构，而在于盘活现有师资、重组知识结构、形成持续创新的组织机制。

　　(二)构建内生驱动型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

　　质量保障改革的关键，是推动高校从“被动应付外部评估”转向“主动开展持续改进”。高校应成为质量建设的第一责任主体，围绕人才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师资队伍、学生发展、实践教学和毕业去向，建立覆盖全过程的数据采集、诊断反馈和改进行动机制。外部评估机构的职能也应相应转型，从单纯评估组织者转向质量能力建设者，为高校提供数据分析、同行咨询、改进建议和质量文化培育支持。借鉴欧洲社会外部评审经验，可常态化引入企业、行业协会、用人单位、校友和社会组织参与专业认证与办学成效评审，使评价更加贴近真实岗位需求和社会贡献。与此同时，应加强质量保障数字化转型，建设智能化质量监测平台，使质量数据与学科专业动态调整、资源配置和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形成联动。

　　(三)以分类评价牵引高校特色化分类发展

　　分类发展能否落地，关键在评价结果能否真正影响资源配置和办学选择。对研究型高校，应重点考察基础研究原创突破、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和国际学术引领能力；对应用型高校，应重点考察产教融合深度、技术转化实效、解决行业企业真实问题的能力和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对技能型高校，应重点考察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学生就业适配度、岗位成长性和产业一线服务能力。评价方法上，可借鉴“莱顿宣言”、DORA和CoARA等负责任科研评价理念，坚持量化指标服务而非替代同行判断，承认研究产出、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和开放合作的多维贡献。评价结果应与经费投入、招生计划、学科专业布局、科研平台、人才项目等资源配置形成联动，打破“帽子-资源”的固化绑定，完善“管办评研选用”协同机制。评价体系也应从单纯后验型考核转向发展型激励，鼓励该写论文的把论文写在高水平学术问题上，该解决国家需求的把成果落在真实问题和真实贡献上。

　　(四)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

　　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改革不是三个系统的简单并列与叠加，而是以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对规划、政策、资源和评价进行系统重组。面向复杂科学问题和真实世界挑战，高校应把培养复合型、交叉型、创造型人才作为核心任务。科教融汇要把科研训练嵌入人才培养全过程，使学生在真实问题、真实平台、真实团队中提升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产教融合要依托产业提供问题场景、实践载体、技术路线和经费支撑，使教育链与产业链形成深度互动；学科交叉要突破院系壁垒，建设跨学院、跨学校、跨区域的交叉创新平台，形成稳定的组织支撑；评价联动则要统一以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配置育人和科研资源。只有实现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资源统筹和评价联动，才能推动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耦合。在科研组织方式上，应处理好有组织科研与自由探索的关系。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组织跨学科团队协同攻关，是高校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使命；但原始创新也常常孕育于长期积累、自由探索和非共识问题之中，二者应形成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动态平衡。高校既要在“卡脖子”技术和重大工程问题上强化体系化攻关，也要为一部分学者进行“天马行空”的基础探索留出制度空间。唯有坚持二者并重，才能在解决现实急需的同时厚植“开天辟地”式突破的创新土壤。

　　(五)依托数字化与AI技术重塑高等教育办学新形态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知识生产、学习认知和组织治理方式，高校人才培养也必须从知识传授为主转向能力生成、问题解决和智能协同并重。未来，数据科学和人工智能将逐渐成为类似数学、哲学一样的基础性通识能力，高校应加快推进项目式学习、微专业、跨学科模块化课程和弹性培养路径，使学生能够围绕复杂问题组合知识、工具和方法。数字化转型还应服务教育公平和优质资源共享，推动“在地国际化”与“虚拟国际化”双轮驱动，使更多学生获得跨文化、跨学科、跨区域学习体验。在治理层面，高校要依托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提升管理精细化、学习支持个性化和质量监测实时化能力。对“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应在经费稳定、人才集聚和贡献评价上给予制度支持，使其在新兴学科和前沿交叉领域形成可持续创新能力。教学改革同样需要“有组织”的系统推进。与科研活动中高度依赖学者个人探索的自发属性不同，课程体系、教材建设、实践平台和质量反馈更需要顶层设计和组织协同。高校应建设跨院系课程开发团队，推动教师将前沿科研成果转化为优质教学资源，形成“一门新课程，三年成雏形，五年再变革，十年成经典”的持续迭代机制。数智技术可以进一步打破校园物理边界，推动优质课程资源、虚拟仿真实验和学习分析工具共享，构建以学生发展为中心、数据驱动、智慧融通的新型教育范式。

　　(六)支持顶尖一流高校实现从“顶天立地”向“开天辟地”战略跃升

　　对多数高校而言，“顶天立地”意味着在既有学术体系和产业赛道中追求高质量发展：既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又扎根区域经济社会需求。但对于少数冲击世界一流前列的顶尖高校，仅做既定框架内的最优者并不足以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代际跨越。这类高校必须主动承担“开天辟地”的使命：在“天”的维度上，开辟原始学术范式，提出新的思想、假设、理论和实验体系，形成能够被国际学术共同体跟随的新知识疆域；在“地”的维度上，开创引领性产业疆域，催生并主导重大新应用场景、新技术路线和新产业生态，从技术需求的回应者转变为需求的定义者和产业的架构者。与之匹配，人才培养目标也要从培养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者，进一步升维为培养具有国际领导力的人才，使其能够设定科学议题、定义技术轨道、引领创新生态。

　　五、结语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高等教育由大变强的关键历史窗口期。当前学科建设、学术评价、人才供给领域的多重矛盾，本质上是规模扩张阶段遗留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对标全球高等教育数字化、交叉化、多元化变革浪潮，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不能停留于局部修补，而应牢牢抓住分类发展与分类评价这一关键牵引，贯通学科动态调整、内生质量保障、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和数字化转型全链条，推动高等教育治理从指标驱动转向使命驱动、从单一尺度转向多元贡献、从外部约束转向内生改进。

　　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涉及多方利益格局调整，破除固化评价积弊、重塑学科发展体系绝非一蹴而就。结合高校办学治校实践可以看到，高等教育改革的根本逻辑，是彻底扭转“学科自洽”的传统办学思维，牢固树立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科技前沿演进、区域产业发展和学生全面成长的使命导向。唯有持续完善差异化、多元化、贡献导向的现代评价体系，引导不同类型高校找准定位、特色发展，持续夯实高水平科技自主创新与高层次人才自主培养根基，秉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信念久久为功，才能全面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以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宏伟事业。

　　【严纯华，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兰州大学原校长、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