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进城陪读母亲；城乡融合；农村妇女

　　一、引言

　　当前，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我国推动农业农村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城乡进一步融合发展，我国农民家庭的整体收入增加，农民家庭逐渐进入现代化体系，西部农村家庭进城陪读现象的不断涌起，而母亲则是主要进城陪读群体。进城陪读母亲是为了给前往县城读书的子女提供生活照料而离开家乡村落的妇女群体，通常在县域内流动。当前研究大多从聚焦于农村陪读母亲类型的分类，以及讨论该群体的形成原因和所带来的影响。本文将基于陕西省宁强县多名初中陪读母亲的调查，分析进城陪读母亲群体当前所面临的困境及对策。

　　二、进城陪读母亲的生成

　　陪读是农村家庭在经济允许的条件下以孙代教育为核心做出的家庭策略，陪读母亲群体的出现则是家庭策略下被动的劳动性别分工的结果。

　　（一）陪读：家庭策略的结构性变化。家庭是社会的缩影，是社会的细胞形态。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家庭的产生、存在和发展状况反映了社会的产生、存在和发展状况，家庭“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来在社会及其国家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抗” 。家庭的变化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改变的，是具有时代性的。改革开放之后，农村青年劳动力开始大规模进城务工，打工经济兴起，就促使早些年大部分农村家庭形成以代际分工为主的“子代进城务工、父代留守务农”的“一家两制”的家庭模式。但随着打工经济所带来的经济的日益增长，“撤点并校”政策的推行，教育环境的改变，自然也使得家庭模式发生了改变。农村家庭会尽最大能力选择县城或市区的优质教育，孙代在县城接受义务教育为普遍的农村家庭的选择，使得农村家庭形成了“中老年父代留守农村、年轻女性子代进城陪读、年轻男性子代进城务工”的“一家三制”式家庭结构。青壮年劳动力发生了以性别为基础的分工变化，青壮年男性则作为家庭中的主要劳动力在大城市远距离务工，获取工资性收入，年轻子代中的女性在县城进行陪读。大部分陪读母亲会边就业、边陪读，从而排遣利用陪读之外的时间并获得一定经济收入补贴家用；另外一部分陪读母亲由于各种原因会全职陪读。

　　（二）陪读母亲：家庭策略下被动的劳动性别最优化分工。家庭策略下的家计模式的变化是“基于性别、城乡、年龄、阶层的劳动转移或外包” ，承担照料劳动的最终承担者由老人转移至妇女，陪读母亲是家庭策略下被动的性别分工。不同于传统封建社会以土地为基础的天然束缚，现代工业生产是围绕利润和生产重新进行的。女性所从事的生育、养育和家庭照料劳动则与传统的社会生产活动完全不一致，女性从事的再生产劳动不是流水线作业，而是在边界相对模糊、具有多重情感和功能性关系的共同体空间中进行。逐渐在工业进程中固化了男性从事社会生产、女性从事在家庭中的再生产劳动的劳动性别分工。虽然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已经随着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被隐形，但是在等级化的劳动性别分工下，农村女性仍然难逃家务劳动的桎梏，陪读母亲就是典型的例证。陪读作为一种照料劳动密集的工作，是家务劳动的延续，被视作女性的分内之事，是作为母亲的职责所在。所以，农村母亲往往会因陪读中止自己的工作，回到孩子身边，回归家庭的照料劳动。

　　三、农村陪读母亲的困境

　　（一）子女教育难以参与。社会的风险性不断提高，为了规避社会是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学校和家庭不断给教育加码、提高教育标准，教育主体自然而然得承担更多教育任务，教师教育劳动繁重已经成为既定的客观事实。同时，“教育劳动开始主动或向家庭转移或是溢出，尤其是向家庭中妇女转移。” 但由于农村陪读母亲群体大多只有小学或初中学历，文化资本极度匮乏，难以就子女在学业上存在的问题给予指导。陪读母亲J女士就表示：“自己文化程度低，在孩子的学习方面实在是帮不上，能做的只有在生活上多关心孩子。”所以陪读基本只能更多地以后勤保障的形式予以呈现，而无法直接参与到子代的学习领域。对于孩子的心理教育来说，受到文化水平的限制，她们往往难以意识到心理教育对于孩子未来发展的重要性。除了学业辅导之外，心理教育在过去一直被选择性忽视，更是成为农村家长不曾关注的领域。

　　（二）自身价值难以实现。陪读照料这一再生产劳动被认为是辅助性的劳动，全职陪读妈妈其价值的评判完全取决于子女的学习表现。虽然陪读母亲通过对孩子的生活照料强化了自己作为母亲的价值，实现了自己的母职认同，重建与孩子亲密关系以巩固她们的家庭地位。但陪读母亲由于照料的时间安排，面临这被劳动力市场边缘化，游离于农业生产，无社会性劳动收入的窘境，承受着来之父权制度和就业市场双重压力。访谈过程中Ｚ阿姨就曾明确表示，“孩子成绩上去了，我就高兴，就觉得一切值得，但成绩一下降，我就着急啊，和孩子他爸爸要生活费页不好开口。”陪读母亲被困在完全的生活照料劳动中，没有参与工作的她们大多数时间都在出租屋内，也难以社交。乡土社会的交往逻辑通常倾向于与有共同观念、信仰、价值观的个人或群体建立稳定而持续的情感关系。然而，“城市是由高密度、多元化和异质性的民众所组成，交往多以特定目标为前提，涉及感情联系较少”， 受制城乡社会交往取向的不同，来自农村的陪读母亲必然会难以融入城市生活。

　　四、积极的困境调适

　　（一）城乡公共教育均衡发展。首先通过办好乡镇中小学，为农民家庭提供成本低、质量相对高的就近教育，减少陪读现象。宁强县教体局以学科基地为依托，联盟学校“手拉手”，联盟校之间通过开展教师轮岗交流和“走校”等一系列活动进行队伍联建，“打破学校间‘围墙’”，让城乡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并持续推进管理联通、队伍联建、教研联合、文化联创、质量联评、帮扶联动。

　　（二）教育公共性回归。“双减”政策的推行，虽延续了过去数十年来减负政策的基本路径，设定了“减轻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总体目标，但将近年来由校外培训机构承担的学科教学和素质教育内容回归到中小学校，学科教学的主阵地转移回中小学校。一是是在课外辅导方面，学校通过提供作业辅导与课业答疑等服务，缓解了陪读母亲面临的学习辅导压力，减轻经济负担和教育焦虑。二在课后托管方面，全职陪读母亲有时间转换为半共半读。陪读母亲T女士就表示：“以前孩子四点左右就放学了，我就得做饭，回家作业还办法辅导，如今学校增加了课后辅导，孩子回家前作业基本都已经全部完成了。”在过去教育背景下，学生学业压力较大，大部分陪读母亲几乎都是全职陪读，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花费在对子女日常照料中，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参与社会劳动以获得经济性收入，农村陪读母亲的自由可支配时间增多。

　　（三）产业振兴助推妇女就业。在相当一部分农村陪读母亲看来，自己照顾子女所做的贡献远远比不上在城里生活所耗费的成本，并且也不忍看着陪读间隙大量空余时间的白白流逝。因而，她们会想方设法尽可能地将闲置的时间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将自身为家庭所做出的贡献尽可能实现最大化。宁强县在县域推进农业产业链重构，形成了“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的新型产业模式，并积极发展特色“羌绣”产业。被访的陪读母亲就有4位参与了其中的工作，陪读母亲就可在空余时间实现了就业，获得工资性收入。以“公司+学校+基地+合作社+绣娘”的模式组建了10个羌绣传习基地，开办了3个社区工厂，研发了300余种羌绣产品，培训绣娘6000余人，带动留守妇女灵活就业1200余人。“羌绣不要求我们去厂里，拿回家就行，孩子上学去了，我就在家绣。”陪读母亲Q表示。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出版。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

　　3.吴惠芳，吴云蕊，陈健；《陪读妈妈:性别视角下农村妇女照料劳动的新特点（及社会意义）——基于陕西省Y县和河南省G县的调查》，《妇女研究论丛》，2019年第3期。

　　4.郑燕娜：《农村母亲“陪读”现象的社会学解读》，《法制与社会》2007年第8期。

　　5.陈思齐：《社会性别视角下农村陪读现象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东理工大学，2021年8月。

　　6.张一晗：《教育变迁与农民“一家三制”家计模式研究》，《中国青年研究》，2022年第2期。

　　7.邱梦娇：《理性选择理论视角下农村母亲陪读行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农业大学，2020年6月。

　　8.齐薇薇：《县域教育“供给-需求”匹配视角下母亲陪读研究》，《中国青年研究》，2022年第1期。

　　9.李洁：《重新发现“再生产”:从劳动到社会理论》，《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1 期。

　　10.闫予沨，孟雅琴：《教育劳动女性化:现状、成因及挑战》，《民族教育研究》，2020年第2期。

　　11.张震：《困境与调适：农村陪读母亲的母职实践——基于山西省朔城区的考察》，《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12.杨华：《论以县域为基本单元的乡村振兴》，《重庆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

　　（作者：夏 琼，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